浙江大学蒋自强、张旭昆、袁亚春、曹旭华、罗卫东等学者所著《经济思想通史》一书，不久前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式推出，全书共分四卷，230余万字。经济思想通史是连贯阐述各个时代经济思想发展脉络及其内在联系的经济思想史论。它一方面立足经济学前沿，叙述各种经济思想（理论）的渊源关系及其演化路径；另一方面立足史学视角，梳理这些演化进程背后的规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仅要求谙熟经济学各种思想体系产生和发展的脉络，详实掌握各种经济思想内容，而且必须具备细致而敏锐的史学视角，在史实叙述中构建关于思想产生演化的历史逻辑框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在大力引进和推广西方经济思想上进行了卓有成就的工作，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研究沿用“苏联范式”停留在介绍叙事的层面，而且往往“有古无今”，“有外（国）无中（国）”，真正系统全面地阐释经济思想演变的研究十分鲜见。《经济思想通史》（以下简称《通史》）作为一部古今兼收、中外并蓄的经济思想史巨著，其出版无疑是标志中国学者研究经济思想史取得最新进展与成就的集大成之作。 一、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学本身：对经济思想史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创新贡献 《通史》按照经济学的三次革命（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批判重商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在时序上分为四卷，第1卷主要讲述的是前古典时期的经济思想，即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之前的主要经济思想。第2卷则主要描述自亚当·斯密创建古典经济学体系到边际革命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发展与演化历史。第3卷是边际革命之后到现代经济学框架基本建立过程中的主要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最后一卷则描述了凯恩斯革命及凯恩斯革命之后的当代经济学发展及其经济思想的演变。因此，全书的基本脉络还是遵循了西方经济学或者说是主流经济学的演化路径。关于这一演变模式，本书的两位主要作者，蒋自强教授和张旭昆教授早在7年前（1996年）合作出版的《三次革命与三次综合——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中就得以阐述。在那部著作中，作者在（主流）经济学说史界公认的两次革命（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和两次综合（约翰·穆勒综合和马歇尔综合）的基础上，增加了亚当·斯密创立古典经济学体系的革命和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的新古典综合。这一创见得到了我国已故经济学一代宗师陈岱孙先生的肯定。而《通史》则在该书基础上进行了极大的扩展与完善。这种扩展与完善主要是试图在所谓主流经济思想框架内融合另外两条线索：一是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在本书中同样是以三个阶段来划分这一经济思想史演变历程，即古代中国的零星经济思想、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西学东渐”过程中的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生演变过程，在本书中主要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创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应用和完善、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三部分内容。应该说，三条线索总体上仍然是彼此并行，各成系统的，其交汇主要体现于三处：一是主流经济学发展线索交汇于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回顾和描述中；二是中国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交汇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回顾中；三是主流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思想演变主要交汇于“西学东渐”这一部分内容。 近几十年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来研究一些非经济研究领域，已成为一种学术潮流。而《通史》一书将经济思想及其载体论著看成是一种特殊产品，把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的方法运用到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也就是说借用经济学分析物质产品生产的方法来分析思想产品的生产，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本身。这不仅是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较大创新意义的尝试，更为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用经济学方法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思想产品的生产机制分析。这是作者撰写此书的宗旨和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交代的，此书“所注重的并非告诉读者在某某人，某某著作中，有某些对我们今天有用的观点，而是力图说明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发展过程和演化模式”（见前言第2页）。 该书认为，在分析经济思想的发展动因时，需要注意经济思想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所必然存在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见前言第1页）。说明经济学说的演化，以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生产和使用思想产品的所有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前提，对供给者（经济学家）和需求者（公众、政府及经济学家团体）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进行实证分析。这种分析正是科学哲学所忽视了的。经济学家并非喜爱挑剔、并非固执、并非喜新厌旧。他们既非脾气怪僻，也非超凡脱俗，而是和其他人一样，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自身利益出发去从事经济思想产品的生产。区别在于，经济学家追求的利益，在性质上与各经济主体有所不同，具有更高雅的光环。他们更多地追求声誉和学术成就最大化，当然也不回避金钱。他们谋取自身利益的主要投入是通过学习积累起来的知识。他们就像投资者选择最佳投资机会那样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的特点进行“投资”活动——选择能获取最大预期声誉和学术成就报酬的研究课题。在这种活动中他们受到信息和制度等因素的约束，也像投资者一样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注：参见张旭昆：《思想市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在《通史》中，作者通过对各位经济学家生平等介绍，着意刻画了经济学家这种“经济人”的理性。 《通史》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揭示促进经济学演化发展的机制。首先，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作用于对思想产品的需求。这是因为，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主要决定着经济理论的“问题”面。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会造成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集合的变化，造成经济理论中“问题”面的演化（参见序言第3页）。《通史》分别从每个经济学家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及其变化，系统梳理了决定其理论起源和演化的“问题”面。李嘉图关心的是谷价问题、通货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马歇尔关心的是贫困问题是否必然的问题，凯恩斯关心的是失业问题，而马克思、恩格斯关心的是阶级利益矛盾及其制度问题等等。即使在《通史》的第一编《古代和中世纪前期的经济思想》中，作者也花了大量力气，整理史料，挖掘和研究各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及其面临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通史》对“问题”面演变研究的“分析范式”也是对以卢森贝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说史的挑战和变革。《通史》纠正了传统经济学说史把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全概括为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状况的变化，把一切经济行动包括私人经济选择和行动全概括为阶级集团行动或阶级斗争“运动”的做法，比较注意阶级分析方法在经济思想发生、发展和演化中的适当作用，从而对如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等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现象，做出了更有力、更科学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