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71/75；G35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1-0113-10 在20世纪的中国财政史研究中，（注：近年也有新的财政史著作出版，本文也有涉及。）清代的财政史研究是最引人注目的断代研究之一。一方面，与前代相比，清代的文献资料最为丰富，而且有档案材料可资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清代财政史研究的细化和深化。另一方面，清代包含了古代和近代两个时期，它既是传统社会的终结，也是新时代的起始，清代历史的本身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变化，除研究中国经济史、财政史的学者特别关注外，也吸引了古代史和近代史学者的注目。在这种前提下，清代财政史的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是毫不奇怪的。 一 20世纪上半叶的清代财政史研究 应该说，清代财政史的研究，并非始于20世纪，在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1897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英国住上海领事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该书虽冠名“中国度支”，实则专门叙述清代特别是晚清的财政。从总体上看，《中国度支考》不是一部研究性著作，更多的具有资料选编的色彩。当然，其资料也弥足珍贵，刘锦藻编撰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就有所引用，（注：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十六《国用四》、卷六十八《国用六》。接：《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十六在引用时将作者记为“哲美森”，卷六十八则记为“遮密孙”，又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十八在叙述光绪朝财政时，还引用了日本人根岸佶的著作，并称：“吾国财政向无报告，国人鲜有知者，近年始见预算案，然肯细心研究者亦不一二，觏日本人根岸佶为同文会会员，于吾国生计状况钩稽之勤，用力之久，远驾吾国人士之上。”）并称晚清户部的报告，“多脱误，外人指其不合”，而哲美森的记述，“外人信为无误”。这也正揭示出哲美森《中国度支考》的史料价值。 进入20世纪后，广智书局1904年出版了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梁氏对晚清的“国债”进行了初步的梳理。而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1914年铅印本），则是国人从整体上研究清代财政的第一部著作。是书分别对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历朝财政进行了叙述，并在叙述的基础上有所评论。如在叙述康熙朝之财政时即指出：康熙中整理财政，大要有数端，一为清理欺隐，一为裁汰官缺兵丁，一为崇尚节俭。显现出作者的识见和史论的结合。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振先的《中国厘金问题》，是国内学者研究厘金问题的第一部著作，受到同时代的国外学者的注意。（注：如木村增太郎的《中国财政论》（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7年版）就引述过王氏的著作。按：《中国财政论》原名《支那财政论》，“支那”一词，在历史上，有对中国的蔑称之嫌，因此，凡是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出版的日本研究著作中，用“支那”作书名的，一律译作“中国”。但为了避免混乱，习以为常的资料书如《支那经济全书》，仍依其旧。）此后，专门研究清代财政的专著不多见，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罗著对晚清厘金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是20世纪上半叶最具代表性的清代财政史领域的研究著作。罗尔纲的《湘军新志》（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8年版），对湘军的兵制饷章及晚清的军费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另外，侯厚培的《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海大东书局1929年版），是系统研究近代经济史的第一部著作，是书对财政问题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特别是对晚清的币制改革有较好的论述。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哈佛燕京学社1939年版），开了研究晚清经济思想的先河，其中的“增岁入说”、“厚俸禄说”、“行预算说”等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财政思想研究。 20世纪上半叶的清代财政史研究专著虽不多见，但在有关著作中对清代财政多有涉及。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立足于民国年间的财政研究，对清代特别是晚清的财政问题进行了回顾或研究。 贾士毅的《民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专列“财政之沿革”一章，对清代历朝的财政分别加以叙述，其中对光绪朝的财政叙述尤详，细分为“光绪初年之财政”、“光绪中年之财政”、“光绪末年之财政”三个部分。在其他篇章中，也有对清代财政特别是晚清财政的追溯或比较。叶元龙的《中国财政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也涉及到清代财政。陈沧来的《中国盐业》（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吴觉农、范和钧的《中国茶叶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李权时的《现行商税》（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金国宝的《中国币制问题》（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张家骧、吴宗焘、童蒙正的《中国之币制与汇总》（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杨荫浦的《中国金融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张辑颜的《中国金融论》（黎明书局1936年版），分别对晚清的盐税、茶税、商税、货币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中国茶叶问题》在论述茶叶对外贸易时，对近代以来的茶叶贸易有很好的统计，所列“历年华茶输出数量统计（1866—1935）”、“历年华茶出口价值与各货出口总值之百分比（1869—1935）”、“历年华茶输出国别统计（1880—1935）”、“近六十年世界主要产茶国茶叶输出统计表（1868—1934）”等，都具相当之价值。《中国币制问题》在叙述本位制度、银两制度以及银币、铜币、纸币问题时，对光绪以降的变革有较为系统的梳理，书中列制的统计表格，如“（光绪年间）各省银角之成色重量”、“（光绪、宣统年间）各省通用银元之成色重量”、“各省宝银名称重量表”、“各地通用银两与库平比较表”、“海关平与各口通用银两比较表”等，为后来的相关研究开启了门径、打下了基础。《中国之币制与汇总》对硬币（银元、铜元、制钱）、纸币、本位制及造币机构等作了叙述，表现出很高的学术水准。其记银元云：“清以前，吾国上下通行之银，皆系以重量计，而不以枚数计也。自清乾隆五十七年，户部奏准西藏鼓铸银钱，是为我国以银铸币之始。至道光初年，各国银钱输入渐多，蔓延各地，欲禁无由，当时两广总督林则徐，奏请自行鼓铸银元，藉资抵制，旋经部议驳。又道光中，浙省曾自铸一两重银钱，欲与洋元并行，以民间阻滞而止。光绪初年，吉林机器官局所铸有一钱、三钱、半两、七钱、一两五种，皆未见盛行。至十三年二月，粤督张之洞奏称……于是我国流通之银元中，始有吾国自铸之银元。”若非有深入的研究，不可能有如此的高度概括。陈向元的《中国关税史》（京华印书局1926年版）、马寅初的《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吴堉干的《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李权时的《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周念明的《中国海关之组织及其事务》（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都是研究晚清至民国年间关税问题的代表作，虽详于民国，但对晚清的关税研究亦有相当的篇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