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271(2002)01-0066-04 杨毓麟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宣传家。他的一生与整个辛亥革命相始终，曾追随孙中山、黄兴奔走革命，以务实、勤勉、激进著称于世。他力主“中央革命”，多次图谋打入清廷内部，实行反戈一击；积极参与响应华兴会策动的长沙起义和在上海发动的鄂、宁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又亲制炸弹，组织暗杀团，对清廷要员实施暗杀。他还是著名的《新湖南》一书的作者，先后担任过《游学译编》、《神州日报》、《民立报》等多种报刊的总主笔或撰稿人，撰写了大量的社论和时评，“皆能言人所不敢言”，[1]为辛亥革命大造舆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他不仅是战场上的英雄，而且是舆论界的骄子。孙中山赞誉他是“蹈海以殉”、“亡身报国”的真革命党[2]；黄兴称许他“思想缜密”、“美材也”[3]。可是，由于杨毓麟一生奔走革命，资料丢失较多，而他发表的政论、时评文章又散见于海内外各报刊，寻觅非易，资料搜集较为困难，研究者视为畏途，成果寥寥无几，有关史事以讹传讹者不少。最近，我们在搜集整理《杨毓麟集》的过程中[4]（以下引用《杨毓麟集》简称《杨集》），发现了由他撰写的40余万字的著述，这就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创造了重要条件，因为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往往是从搜集资料、弄清史事真相开始的。本文仅就杨毓麟是否参加过自立军起事、三次赴日的时间问题以及投海自沉的主观动因等问题作一番探讨，以求教于同志们。 一、关于杨毓麟是否加入自立军起事的问题 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事是由改良走向革命的过渡性运动，在此期间，杨毓麟的思想正处于由改良转向革命的发展阶段，因而不少论者均认为杨参加过自立军起事。一篇题为《杨毓麟与〈新湖南〉》的文章这样写道：“1900年4月，杨毓麟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这年夏秋间，唐才常杨毓麟筹划自立军起义，杨返国参与其事，起义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5]该文作者在另一篇文章还说：杨“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是骨干分子。”[6]上述两文的作者虽然对杨毓麟研究起步较早，而且也提出过不少新的见解，使笔者深受启发，但在杨参加自立军起事这一问题上笔者却不敢苟同。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杨毓麟民主革命思想形成的时间问题，不可不辨析清楚。 根据已经掌握的现有材料分析，我们认为，杨并未参加自立军起事。其理由如次： 首先，从自立军的建制分析，杨毓麟并未担任各军统领。自立军实际组建七军，即中、前、后、左、右五军之外，另置总会亲军和先锋营。中军为自立军本部，集结在武汉，统领为林圭和傅慈祥；前军驻扎在安徽大通，由秦力山、吴禄贞统领；后军在安徽安庆，田邦璇统之；左军驻湖南常德，陈犹龙统之；右军驻湖北新堤，沈荩统之；自立会总会亲军及先锋营亦在武汉，唐才常直接指挥。按照自立军事先规定，亲军统领即为总统，负责节制各军，唐才常为总统，并兼任自立军总粮台。遍查自立军各路统领及下属骨干名单，并无杨之名号。 其次，据自立军统领林圭之兄林绍先所编《自立会人物考》共收录有关自立会人物共计二百四十六人；嗣由赵必振补订，增添了自立会李炳寰以次若干篇，均未见列有杨之名号。而上述考订名单系取材于《庚子汉变始末记》、《清议报》以及当事人撰写的文章，当属可靠。 复次，查遍杨毓麟本人的论著、时评、家书、诗词等全部资料，均未提及此事，如果说杨在当时有所顾虑的话，那么他的亲属、好友在清朝被推翻以后应该是无所顾忌了。例如其“叔祖”杨昌济所撰《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其胞弟杨殿麟所撰《杨毓麟事略》、与杨一道创办《神州日报》的于右任所撰的《吊杨笃生文》、与杨交谊甚笃的蔡元培所撰《杨笃生先生蹈海记》等文章均未谈及杨加入自立军起义的事。 最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的奏陈以及事败后清廷的通缉名单中均未列有杨的名字，如果杨果真参加了起义，敌人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需要指出，杨毓麟虽然未能躬亲自立军起事，但并不等于他反对此事。至少可以说他对自立军起事在思想上还是同情和支持的，他认为，自立军起事与戊戌变法一样，都是湖南人“独立之根性使然”，“夫以雄城巨镇，拥旄仗节者之所不能为，而唐、林、李、蔡以徒手为之”，“以如许之头颅，易无端之斩斫，前僵后仆，无所于悔，是值得歌颂的壮举，是湖南“试行”“倡独立”的实践，“举事虽不成，奋为雄鬼，而种界二字
于湖南人之脑中者，如压字机器之刻入纸背焉！”[2]（32页）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杨对自立军起事在思想上是同情的，为什么又没有直接参与呢？诚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自立军起事“既保持着戊戌变法的旧痕，又初露出革命的新机”[7]，上承戊戌变法，下联辛亥革命，其纲领既有过去的成分，又有未来的因子；忠君与反清并存，新因素与旧成分交织；既有保皇派、维新派参与，又有革命派支持；一方面联系着康有为、梁启超，另一方面又联系着孙中山。对于这样一个既“勤王”又革命的复杂政治运动，何去何从？杨毓麟的确难以抉择。在自立军起事之前，杨氏未出国门一步，他的思想一直停留在改良阶段，此时，他并不主张采用自下而上的革命方法进行，这从他尔后回忆对贺金声起义的态度可以得到反映。他认为，贺金声起事是以“排满与排外二者交迸于脑蒂，欲乘时飚起，徒以策略疏阔，为贼臣所夷灭。”[2]（35页）在杨看来，既然贺金声起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策略疏阔”，所以他是不会参加的。这里所谓“策略疏阔”系指“下等社会”实行由下而上的暴动，因为“下等社会知觉几无，一切举动绝无意识”，[2]（39页）他是不愿意参加的。从改良这一点看，他是赞成的，而从革命这一点看，他又是不赞成的，这种矛盾的心情决定了他对自立军起事的矛盾态度，自立军起事失败，唐、林等人被害，使他的思想深受刺激，他开始从改良转向革命，从而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