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9；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2)01-0116-06 一、清末民初的城市化过程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晚清社会商品经济不断增长，逐渐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进入20世纪初叶，工厂、铁路、矿山、轮船、电报、银行都不断地涌现，人们的生产、生活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诸城市，是中国近代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到1911年初，共建立近代企业117家；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建立企业37家，全国建立的工矿企业有近千家。近代工矿业的发展亦带动了城市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到1911年初，全国商办轮船公司有20家，官商合办和私人资本开设的银行已有20家，中国近代城市经济体系的雏型已初步展现。 上海的发展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中是首屈一指的，由于它所处的开埠港口重要地位，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展与租界的扩张，现代工业兴起，十里洋场商业兴盛，城市规模扩展十分迅速。由于中外企业在上海的建立，使大批因贫苦、自然灾害、战乱而失去生计的人涌入上海，据统计，1894年上海工厂的工人数已达到3.622万人，为全国第一位。[1]根据1895年租界的人口统计，英、美、法各租界人口共为29.7797万人[2]，华界人口为60万以上，所以这时上海总人口已超过90万。 上海开风气于全国之先，其经济文化的辐射作用，对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时的报刊评论指出：“比年以来，上海新事业虽甚无可观，然自苏报风潮以后，内地文人颇有受此激荡，而顽梦因以大苏，于是，内地有所谓志士者，日以加多。然因受报纸、新书之教育，故内地志士恒崇拜上海之所谓志士者。上海之所谓志士者，因身处四通之地，闻见自广，而更事亦多，积岁既久，阅历亦深，而内地初开化之少年，若与之比较，所逊远矣。”[3] 天津近代伊始，城市经济还是以作坊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1867年崇厚设立天津机器局，是天津近代工业之始。自清末新政开展以来，天津城市发展尤为迅速，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其督直期间，以“开通风气”自诩，推行“新政”，他委派周学熙等人，创建了直隶工艺总局、高等工业学堂、劝工陈列所、实习工场、劝业会场和银元局等官办企业，鼓励和扶植绅商集资创办了毛巾厂、牙粉厂等，在天津，还建立起公园、植物园，“电灯、自来水亦以次设立”[4]。到1911年，天津已有工厂134家。[5]民元以后，天津又出现了一批颇具规模的大型工厂，如丹华火柴公司(1913)、久大精盐公司(1915)、恒源纱厂(1916)、华新纱厂(1920)、永利碱厂(1922)等大规模的工业企业。[6]天津以传统手工业和商业同对外贸易、近代工业相衔接，虽然近代化起步较晚，却成为近代华北城市化最快的城市，它接纳了华北农村大量人口，1803年，天津市内与郊区四乡人口共26.0017万人，到1922年，市内人口达到105.2699万人，加上郊区四乡人口总计139.356万人。[7] 青岛在光绪中叶还是一个数百户居民的渔村，1879年，登州总兵驻扎此地后，逐渐成为一小市镇。开埠通商以后，青岛迅速建立了纺纱、卷烟、机器制造、炼油等中外工业企业，到1924年，仅日商开设的工厂就有57家，雇佣华工2万名。1902年，青岛市内人口仅1.4905万人，到1917年，猛增到9.15万多人。[8]从以上各大城市人口的增长情况，可以看到近代人口城市化的迅猛程度。 近代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进入20世纪初叶，清末社会出现了向近代化工业社会转型的趋向，社会商品经济不断增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传统社会原有的士、农、工、商等各社会阶层受到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开始分化。到了20世纪初年，特别是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传统的士绅阶层急剧分化，许多开明绅士开始流向“自由职业”，凡举公司、企业、商务、报馆、学会、自治乃至新军军部都成为他们的“用武之地”，以至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绅商”阶层。他们或创办新式企业，或投资铁路和矿山开发，成功地跃入民族资产阶级行列。由于士大夫阶层与官僚和民间资本之间都有密切联系，早在1895年，科举状元张謇就开始兴办新式企业，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那样：自甲午中国败绩，“军国威丧削，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已，……推原理端，乃不得不营实业”[9]。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扶植下，1898年，张謇所创办的大生纱厂开始出纱，张謇由此走上了企业家之路。 清末城市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亦发生了变化。许多士人开始学习科学，崇尚发明创造，提倡投资设厂。在四川，“洪雅萧君开泰，前曾试造火镜，惜未告成，近其友张君因其旧式，精益求精，能在距离六七丈之地焚化四寸厚精铁，闻已禀请大吏在沪设厂制造”[10]。“湖南长沙民立明德学校，于理化各科无不研究，故东洋纸各物已能自造，近又制有真笔版出售，价廉物美，人乐购之。”[11]据统计，清末士绅投资近代企业者达140家，全国各地都有士绅投资办厂，长沙监生禹之谟创办了织布厂，巴县秀才杨海珊创办了火柴厂，厦门生员孙逊创办了电灯公司，士绅开始向近代企业渗透。 随着清末立宪运动的开展，士绅也开始在城市里从事立宪、自治活动。据学者统计，清末谘政院和各省谘议局议员1600名中，大多数来自士绅阶层，100名议员中，91%具有传统功名。[12]此外，士绅阶层还在城市组织社团，兴办报刊，出版西方书籍。在上海，由于城市经济的发达，“名儒硕彦荟萃于斯，各立学会，互相研究，藉以交换知识，开通社会，……或谋地方之幸福，或望教育之普及，各有深意存其间也”[13]。据一份20世纪初报刊编辑、记者、主笔出身表显示，48名编辑、记者、主笔中，有42名具有传统功名，占87.5%。[14]由此可以看出，城市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封闭状态，在这种挑战之下，士绅阶层不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群体。士绅职业的多元化，促进了城市社会的分层和流动，从而有助于城市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