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02)03-0082-03 完整意义上的科学教育，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具体层面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传授，一是抽象层面的科学精神的培养[1]。如果说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传授是科学教育的实体的话，那么科学精神的培养则是科学教育的灵魂。但反观我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历史则会发现，中国近代科学教育自其产生之日起，即为一种无灵魂的教育。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小摩里斯·N·李克特(Maurice N·Richter,Jr.)认为，科学是传统文化知识的一种生长物，是一种文化过程[2](P53-88)。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不是中国古代科学教育的延续，而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这种跨文化的学习，必然涉及文化适应的问题。另外，正如彼得·迪尔(Peter·Dear)所说，“在文化的历史研究，包括科学的历史研究中，忽略社会世界的组成，便导致对虚妄的研究。那些不是社会意义的文化意义恰恰就象那些不是任何东西的颜色一样——它们是没有主体的性质。文化是真实的；但它不是一个东西。它是其社会的一个性质，不是一个社会副现象而是一个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基本（即组成）性质”[3]。因此，本文试图从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两个方面，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中进行的。这一时代背景，决定了中国近代的科学教育关注的只是科学教育的具体层面，即科学知识的传授和科学方法的训练，而未能关注科学教育的抽象层面——科学精神的培养。 中国近代的科学教育，始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极大地震撼了朝野人士。面对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一部分头脑清醒的封建士大夫意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自强、御侮，于是他们办起了洋务教育事业，西方的科学技术被列入了“学”的领域。在洋务派那里，科学教育包括了“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更广泛的自然科学内容。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西方的“船坚炮利”给中国时人以极大的震撼。面对列强的武力威慑，在器物技术的层面上优先产生认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正如张准所说：“道咸以后，吾国屡挫于外，举国人士，以旧之不足恃，群思变法，汲汲以输入西学为务……其目的不在科学本体，而在制铁船造火器，以制胜强敌，谋富强救国之策。”[4](P279)这一时期的科学教育注定只能是单纯的知识之教、技艺之学，科学精神的培养不在其视域之内。 随着一批接受过西方近代科学洗礼的维新志士的崛起，科学的内涵得到了进—步的扩展，科学不仅是科学知识，更是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而且，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人们逐步认识到，只是器物层面的变革，没有制度和文化心理层面的变革，并不能挽救中国于危难之中。作为变革武器的科学教育不能专以科学知识的传授为目的，而应以科学的一般应用，即培养一般人民的科学精神和普及科学方法于民众为目的。严复为最早认识到科学精神培养的第一人。他说：“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黜伪而崇真，于行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5](P2)在时人连“声光化电之粗迹，兵商工艺之末流”都还未普遍了解的情况下，严复深刻地揭示了西方文化的本质——“于学术黜伪而崇真，于行政则屈私以为公”，也就是“科学的求真精神”和“政治上的民主”。对于西方科学教育，他又这样论述道：“夫西洋之于学……”[6](P29)，“夫西学格致…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其大妙用，在于有以练智慧，而操心思，使习于沉者不至于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7](P45)他所谓的“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即是科学精神中强调的创新意识、怀疑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严复对科学教育的认识，在他那个时代，可以说已达到了无人比拟的高度。正如舒新城对他的评价所言：“在当时科学两字尚未通行于中国，故严氏不曾提出科学教育四字，但他论中国教育底弊端以及‘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易’的坚决态度，主张‘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科学’，其识见固不可及；而竭力申述科学态度在于善疑慎言，科学方法在于直接观察，科学效用在于辨是非，尤非当时之空言西学者所能望其项背。”[8](P284) 严复的思想虽然已触及到科学精神的层面，但压倒一切的救亡的时代主题使科学精神遭以误读。西方的科学精神，导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的流行观念中，科学乃是对于永恒不变的知识对象的追求，它崇尚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即主张在研究中收敛有关实用的观念，以超越一切现实利害或道德价值的姿态，观察客观对象，使研究结果保持冷静和公正。而严复之提倡科学精神有着其明确的实用目的——“救亡”。他说：“救亡之道当如何？曰痛除八比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8](P43)可以说，在救亡的时代，科学精神培养的失落，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没有人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即使思想深刻敏锐如严复者，也不能逃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