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巴山区是明清时期特别是乾嘉以降我国境内的大规模开垦地区，社会经济变迁比较典型，素为学术界所关注。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环境因素、环境变迁的重视与讨论，该地区再次成为人们考察的重点地区之一，但讨论的核心是山区开发及其所带来的环境恶化问题，内容大致涉及：人口迁徙、土地开垦、作物种植、水利兴修、林木采伐、工场造作等，从而使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江河溪流的水文特征发生明显变化、自然灾害加剧、环境恶化，其开发史特别是环境恶化也日益为世人所认识（注：如张建民：《明代秦巴山区的封禁与流民集聚》，《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例》，分别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萧正洪：《清代西部地区的农业技术选择与自然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王元林：《明清西安城引水及河流上源环境保护史略》，该文指出明清西安城引水河流水小沙多与其上源环境恶化有关，“而要解决西安城引水问题就必须恢复上源良好的生态植被”，是呼吁今人以史为鉴，应该“切实保护好河流上源生态环境”，而不是探讨明清时期河流上源是如何展开“环境保护”的。载《人文杂志》2001年第1期。）。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学术界对在此之下所必然出现的环境保护却很少考察，知之甚少。诚然，研究者的学术兴趣不一、学术视野各异，未必都来关心环境保护问题，但在今天环保意识提高、呼声高涨的情况之下只谈当时何以破坏、不讲如何保护，终究不是很正常的现象，笔者以为，这其中与资料的限制不无关系：纵观这些有关秦巴山区的论著，大致上仍以地方志与几种主要的私人著述作为基本史料，而这些资料重在记载各地的风土人物、赋役治安以及作者的兴利除弊之策，环境保护的史料相对较少、尤其是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民间环保史料更是少之又少，欲从中爬梳寻觅、详细探讨当时当地人的环境保护实在不易，因此还需在此基础上另辟新的资料。有幸的是，在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的组织协调下，一套大型的《陕西金石文献汇集》正在陆续出版，从而为研究陕西各地特别是晚近以来基层社会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详细资料，《安康碑石》与《汉中碑石》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两部（注：张沛辑：《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据该书序言，“安康地区现存的各种碑石，据初步调查，约有二千余通。……本书只收录了有一定史料价值的各类碑石二百二十余通”。陈显远辑：《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据该书序言，“据初步调查，全区现存石碑，约在四千通以上，……实际收录有一定价值的各类碑石三百四十七通”。可见辑录出版的碑石大致仅占现存资料的十分之一，因此陕南的碑石资料还有可供开拓的广阔天地。），学术界已有人利用此类资料进行了相关研究，其中就包括有明清时期的环境问题（注：陈良学：《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一书已引录利用了部分资料，三秦出版社，1998年出版。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该文是笔者目前看到的主要利用上述两部资料研究环境保护的唯一一篇学术论文，在这篇长约五六千字的文章里，有关环境保护是全文的三个主要部分之一，约一千八百字，选取了七块碑石资料进行典型分析，正与文题“碑石”对应，但若要从探讨环境保护而言，似应以环保的内容为基准，而将材料仅仅作为论证的根据，因此尽管此前已有该方面的论文出现，但无论从论题的广度与深度、还是资料的发掘利用方面，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载《汉中师范学报》1999年第2期。又，近来也有人主要利用这两部资料研究了清代陕南的水利与自然灾害，张建民：《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但笔者对以上所有涉及秦巴山区的论文仔细阅读后依然认为，关于当地在大开发之后的环境问题仍有进一步探究、补充、扩展、完善的必要，这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其中有些问题未必仅仅存在于明清秦巴山区的环境研究领域）： 一、人们习惯于探讨大开发之后的环境恶化问题，但环境恶化并非全由开发所致，尽管开发是其中不可忽视的诱因之一；若要就后者而言，说环境恶化在于开发，那也是在于开发不当，因此开发方式值得特别关注。基于此，减少、杜绝环境恶化也并非是无所作为、弃置封禁，而是因地制宜、合理开发。 二、环境恶化也不仅仅是森林植被与河流水文特征的逆向变化，它实际上是人类生存的外在环境的恶化，在自然环境方面表现为系统失调与生态失衡的动态连锁反应，于是在表面上看来只是森林的逐渐消失，背后却隐藏着食物链的破坏、生物包括某些动物的退化、减少以至灭绝等等，因此对环境恶化的考察应包括自然资源的诸多方面，而且也应包括人文环境如人文景观等等。 三、在今天看来是环境保护之举，但在当时其出发点却是多种多样的，即客观上有利于环境保护，但在当事人的主观上却并非为、或者严格地说并非皆为环境保护而为；同样，历史上出于环境保护目的而出台的举措，事实上有一些起不到任何环保的作用。因而需对历史上的环境保护作具体分析。 四、历史上的环境保护也不仅仅是封山育林、禁止砍伐、保护植被等一味地追求保护、任其自然消长，保护环境是为了更好地利用环境，故而应该是积极地介入诸如利用、优化食物链等等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保证某些资源的长期有效利用。而且除了对森林植物资源的保护外，还有对其他生物资源以及水资源、土地资源等方面的保护。 五、历史上的环境恶化与环境保护都是客观的历史存在，问题是我们今天如何正确看待这一矛盾的两个方面，人为的环境恶化未能得到明显的遏制，说明了当时环境保护的有限性，但如何看待某些无奈的破坏与这些有限的保护？如何评估历史上环境保护的当时功效及其对今世影响？ 鉴于此，本文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主要讨论清至民国时期秦巴山地之间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及其前因后果，虽不能全部解决以上所提出的问题，但毕竟有利于问题的逐步解决。另外，由于该地区晚近以来大开发与环境破坏的典型性，因而当地人的环境保护与治理措施，在中国环保史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一、环境破坏与保护的直接原因 生态环境变迁既有社会因素，也有自然原因，与人们的环保意识、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国家法令制度、人地关系、气候变化、火山爆发等有着密切关系，陕南概莫能外。例如在气候方面，清代中后期基本上仍属于寒冷期（注：可参阅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关于此也有争议与补充，可参阅于希贤：《迁四千年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特别是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研究》的有关综述部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根据干湿波动与冷暧变化大致对应这一特点，该时期也处于干旱期，各种植物的垂直、水平分布及其自我更生能力受到影响。而此时适逢人口大量入迁，原有天然资源被大量消耗，且随着人口的机械与自然增长而日益减少（注：终清之世，陕南明显的移民入迁有两次——分别以乾嘉与同光时期为中心。参文：《晚清时期陕西的移民入迁与土客融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从而加大了开发成本，增强了对剩余资源与其他财富的争夺，打破了对资源的适量与有序利用，出现了愈穷愈垦，愈垦愈穷的恶性循环。清人严如煜的《老林说》记载，“往时郭外即山，地不逾百里者，今则幅员千里”（注：（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4《艺文下》，清道光年间刻本，第51页。）；在秦岭腹地的孝义，据当地地方志记载，“南山夙称宝山，厅属平平耳，林木之利已尽，即些微药材，采者皆裹粮冒雪，犯险以求，故微利亦甚难得耳”（注：光绪《孝义厅志》卷3《风俗志·物产》，光绪六年刻本，第12页。）；位于大巴山之中的镇坪，据道光年间所刻碑石记载，因为“山林树木，恣意砍伐，肆行偷窃，忝然无忌，以致民食艰鲜而俯仰不给”（注：《镇坪抚民分县严禁牲匪赌窃告示碑》，道光九年立石，现存镇坪县白家乡茶店村。《安康碑石》第140～143页。）。不过就该时期陕南的环境破坏而言，与以下几个方面直接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