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26(2002)02-0157-009 西方资本主义从16世纪起即开始了其全球化的历程。16世纪上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轫阶段。这一时期正值中国的时清时代，与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扩张不同，中国经济出现了内向化演进的趋势。正是这两种不同的运动态势，导致了中外经济迥然不同的结果。 西方通过世界市场不断进行扩张，中国传统社会消极保守的“绝缘化”政策导致落后，由中心逐渐边缘化。从唐的强盛开放、两宋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到明清的几度禁海闭关，市场发展渐被遏制，经济活力沉寂下来，趋向落后。明代至清中期的14-18世纪，中国处于“中心”向“亚边缘”的过渡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中国由“亚边缘”沉沦为“边缘”地带。近代中国由于列强的经济侵略和被迫开放使中国的边缘地位更为明确。 一、明清经济内向化演进的形成 14世纪叶叶的元末农民战争和国内兼并战争使中国的社会经济遭受了巨大破坏。经过明初的休养生息，明清经济沿着中国封建经济的“轨迹”惯性发展，并一度出现了明万历年间和清乾隆年间的盛世奢华景象。 14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500年间，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惯性发展是传统社会生产发展的常态，但它与明清时期其它两个因素——消极防守的对外政策和人口增长相互结合、制约、互动时，这种经济形态得到强化并渐形塑成了中国经济内向化演进的模式。 这种内向化演进是与同时期的西欧海外扩张的外向化发展相对而言，内向化演进不是不发展，而是发展的方式和发展的方向问题。其内涵为：发展形式以渐进积累，数量缓慢增长为主，发展方向以内敛形式为主。政府和社会不注重甚至限制、拒绝向外开放，对外经济关系在整个社会经济运作中不占重要地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采取退守防御的政策。对内抑制市场关系的发展，漠视甚至反对经济创新，生产力发展以内部自然积累的形式缓慢变动，国内外市场难以扩大，资源配置呆滞，生产社会化进程难以起步，市场经济萌芽生长困难。 明清时期内向化演进模式的形成及其经济停滞状态有如下一些表现： 首先，明清时的经济发展、市场的扩大主要是人口压力下的一种经济变动，而不是生产力水平提高基础上的发展。其一，在经济总量增加的同时，由于人口的增长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导致人均经济量值的停滞和下降。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人口增长异常时期。秦汉时期中国人口5000万左右，到宋元仍在五六千万，最多达到7000万。明清时这种人口增长几乎停滞不前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明初人口为5677万，明最多时达1.5亿（注：根据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章估计。）。清初人口下降，康熙五十年的“新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的政策，使乾隆时期及以后中国人口急剧膨胀。到清道光13年人口达39894万（注：参阅染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已近4亿。人口的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制约作用，农业生产人均土地面积减少，人均农业生产率倒退，人均所占粮食数下降。宋代每一农业劳动力耕30亩，年产约合2860市斤；明代每一农业劳动力年产粮食2190市斤；清代光绪年间平均每户十二三亩，每一劳动力年产粮食约合2000市斤（注：参阅曹贯一著《中国农业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20、852页。由于清粮食生产总数缺乏，光绪每一农业劳动力的粮食亩产为专家估计数。）。清亩产比宋提高了1倍左右，但由于人均土地减少，农业人均生产率反而下降。全国人均所占粮食的数量也在下降（注：关于中国历代人均产品粮占有情况，一般认为唐朝人均占有665市斤为高峰，以后呈下降趋势（参见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保守的估计以明代中叶为高峰，以后下落（参见郑正、王兴平《古代中国人寿命与人均粮食占有量》，《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其二，明清时期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增加是人口压力下的一种人力资源配置的微调。明清徽人多经商，缘在于“地少人稠”，“往者户少，地足食，读书力田，无出商贾者，……国朝（清朝）生齿日盛，始学远游，……为商为贾，所在有之”（注：张海鹏、王廷元等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53页。）。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专家刘石吉认为：“明清以来，松江府为中心的临近地区形成了一个棉纺织的专业地带。造成此种棉纺织充分扩展的因素实是上举棉花的普遍种植以及此一地区人口压力之增大；此外农村剩余劳力的充分利用及气候的潮湿、地形的高亢，都是江南棉作与棉织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在专业手工业地区，大部分手工业者并不脱离农耕，没有形成独立的工业部门，社会的产业结构没有重大的改变。其三，商品市场的扩大，一重要因素是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在土地资源日益稀缺的情况下，非农业人口增加的比重较高，对消费市场的扩大有直接的拉动作用。宋代的“苏湖熟，天下足”，到明清时变为“湖广熟，天下足”。17世纪后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在发展棉织业的同时成为缺粮区，18世纪苏州成为全国性的粮米贸易中心；全国的粮食、棉花、棉布流通量由此增加。 第二，工农业生产力水平长期没有突破性发展。明清时期江南农业精耕细作，亩产达四五百斤；亩产的提高主要在于亩均劳动量投入的增加。由于地少人多，其生产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缩小，小生产的模式日趋强化。手工业在技术分工等方面有所进化，但生产动力、生产机械与宋元比较没有大的改进。明清时的“熟货”丝织品，虽然精美，但制作速度则慢于“生货”。明清时棉纺织手工业虽有一定的发展，但从元末黄道婆把棉纺织技术引入江南至清道光年的500年来，其生产技术、生产形式无大的变革，始终以家庭小生产为基本业态，没有发展成手工工场形式。生产技术惯性渐进是以日积月累的经验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换取些许的技术变革。社会对节约劳动力的技术革新缺乏需求拉动。代表社会最高工艺水平的制造品生产也仅是供予宫廷消费，而非满足市场需求。鸦片战争前的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的变化仍然沿着这一惯性徐徐运动。科学技术被漠视，中外技术交流无法展开，生产技术总体上凝固化，工农业基本工具历千年而不变。 第三，人均社会剩余下降（注：王家范、谢天佑研究、估算显示中国封建社会自耕农家庭剩余自汉代以后呈递减之势，至明清已为负数（参见王家范、谢天佑《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结构试析》，《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3辑）。此估算虽为自耕农家庭的收支情况，但明清时期生产力水平停滞不前，人口积增，人均剩余随之不断减少则是毋庸置疑的。），社会人均有效需求萎缩，商品市场关系难以向深层扩展。在小生产模式中，社会必要产品比重始终居高不下，商品市场的扩大十分有限，没有根本性的突破，更难以深化。基本生活资料，如粮食、棉布等在广大农村主要自给自足，小生产的家庭耕织并没有分离。必要消费品流通的扩大主要以传统城市的非农业人口自然增长为空间，商品化进程缓慢。明末清初徽商经营木材、茶叶、典当、盐等，走南闯北十分活跃，其富可敌国。但传统商业经营的商品非主要生活用品，更少生产资料，所谓“其货纤靡，其人善贾”，这种商品流通、市场交换仅是自然经济的调节和补充；其运作能量和运作方式不具备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张力。 第四，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明清政府采取消极的外贸政策，或闭关，或立行商制度，或限额出口等，导致对外经济交往无法顺利展开。明代从洪武年间到嘉靖年间200年主要实行海禁，隆庆、万历以后部分开禁，从隆庆年(1567)到明亡(1641)才74年。海禁时间是开禁的3倍。清代前期196年，39年闭关，157年基本开放，其中1757-1840年间84年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的“半闭关”政策。明朝中叶后，因“倭寇”侵扰，常行海禁，商贾裹足，东南沿海市镇趋向衰落。清初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反清势力的存在和害怕汉人与外人结合造反，统治者厉行海禁，宣布汉人出海为“自弃王化”，一律杀头。同时严禁外商和洋货入进。1683年台湾收复后曾一度开禁，康熙五十六年又重新禁海，乾隆二十二年闭关浙闽等各口，仅准广州一口通商，并制定了一套核板的行商制度，以限制贸易。1723年，雍正帝下令驱逐西方传教士，连中西方通过传教士的宫廷化的科技文化交流也中断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明清时期，中国外贸主要有官方朝贡贸易、公行贸易和“非法”的私人贸易，而这两类都不是正常的对外贸易。乾隆皇帝有一名言：“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就是对这一国策的最明白的诠释。自由贸易成为“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的非份之想。明清时期的对外经济政策不仅不能与同时代的西欧相比，与唐宋相比，其外贸的比重和对外开放度均不及，出现了明显的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