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乡村金融史上，民国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新旧更替的重要阶段，最大的变化就是现代农村金融的产生。与私人、店铺借贷、典当业借贷等传统高利贷形式不同，现代农村金融运作主要是指专业农业银行以及商业银行、政府银行的农贷，此外还有与此相关的其他形式的借贷，如农民借贷所的借贷、农业仓库的借贷、合作金库借贷以及合作社借贷等。迄今，相关的研究成果还很少。笔者拟以现代农村金融比较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对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的发展历程、运作方式、绩效与不足等问题做一深入系统的探讨，以丰富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的内容。本文主要讨论现代农村金融的运作方式，包括借贷对象、借贷手续、信用方式、借贷用途、借贷期限与偿还、借贷利率等问题，同时注意与传统高利贷进行比较，以发现二者的异同。 借贷对象 传统高利贷者的贷款是直接贷款，一般无须中间转手，而现代农业金融组织的贷放大多为间接转贷。 银行与农民之间就主要属于间接借贷关系，它往往先贷给农民贷款所、合作金库、农业仓库以及合作社等，再由这些组织或直接或间接转贷农民。我们可以从银行的放款条例证明这一点。如1928年江苏省农民银行放款章程规定：“农民所组织之合作社乃其主要之放款对象。”（注：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版，第46203页。）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以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及农民个人为放款对象，对合作社尤为重视”（注：台湾国民党党史委员会：《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年版，第529页。）。上海商业银行农业贷款部也规定，以农业生产、运销、信用以及兼营合作社和农业仓库为贷款对象（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3页。）。1940年，中国、交通、农民、中央信托局和农本局的农贷办法规定：“农贷对象以农民团体或个人及农业改进机关所经营之事业为范围。”（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事实与规定基本吻合。如江苏省农民银行，1936年的调查表明，“该行历年放款中合作放款恒居于首要之地位”，虽也曾贷款于未加入合作社的小农。但数量极少，到1934年已基本停止（注：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6203～46205页。）。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也是如此，据1929～1933年的放款统计，合作社放款占92%强（注：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民国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1933年版，第57页。）。 有人曾提出银行应简化营业层级，直接贷与农民，免除中间操纵（注：国纲：《投资农村》，《东方杂志》第32卷第5号，1935年3月；周杰人：《行宪后的苏农展望》，《江苏省农民银行二十周年纪念刊》，1948年版，第21页。），但正如吴承禧所言，银行“必以农民分散，贷款没有保障而裹足不前，所以，现在的农村投资，大都是通过合作社而实现的”（注：吴承禧：《中国银行业的农业金融》，《社会科学杂志》第6卷第3期，1935年9月。）。林礼明形容银行为“合作事业的保姆”（注：《江苏省农民银行二十周年纪念刊》，第24页。 ），是非常恰当的。 合作金库也是以合作社为主要农贷对象的。1936年12月实业部颁布的《合作金库规程》就规定：“合作金库以调剂合作事业资金为宗旨”，各级合作金库的放款对象除了下一级金库外，就是各级合作社联合社和各地信用合作社（注：《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620～621页。）。农民贷款所发放的借贷对象有的为农民，有的为合作社。如浙江吴兴县农民借贷所，据1931年度的贷款统计，借贷对象全部为合作社（注：《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1932年版，第58～59页。）。农民借贷居绝大多数的情况比较少见。 与农民借贷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是合作社。合作社可直接贷与农民，但它本身也是一个中介组织，其资金主要不是来自内部，而是银行、农民贷款所以及合作金库等机构的贷款。所以，合作社的身份具有两重性，即相对于银行是债务人，相对于社员或其他农民又是债权人。 传统高利贷的贷款对象成分，地主、富农一般仅为百分之几，绝大多数是贫农、雇农和中农等贫苦农民（注：李金铮：《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乡村借贷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01年，第21～28页。）。与此相比，在现代农贷中，地主、富农的比例明显增加。 据1932年江苏省农民银行指导的信用合作社贷款统计，借户74.1%为中农、贫农，26.9%为地主、富农（注：骆耕漠：《信用合作事业与中国农民金融》，《中国农村》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又据1935年江苏省无锡东亭、吴江钮汇、句容寨里3个农业仓库的调查，押户共计219户，其中地主商人、大农、中农、小农、佃农分别为19户、24户、61户、94户、21户（注：杨捷之：《中国农业仓库之兴起及其评价》续，《中国经济》第3卷第10期，1935年10月。）。上面两个统计说明，新式借贷的对象虽仍以中小农居多，但地主、富农也占到一定比例。其原因如后所述，现代农贷的贷款利率比高利贷低得多，贷得越多得利越大，地主、富农往往把持基层政权，将现代农贷转贷农民。从贷款的实际数额而言，地主、富农的贷款额明显高于普通农民，如上举无锡、吴江、句容3个农仓，经营30亩以上的押户占总押户的18.6%，却占押款的51.6%，其中50亩以上者仅为押户的9.3%，却占押款的32.6%（注：据杨捷之《中国农业仓库之兴起及其评价》续计算，《中国经济》第3卷第10期，1935年10月。）。这一统计表明，中小农抵押户数虽多，贷款数额却少，大部押款是为地富所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