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代台湾文学思潮，人们常以“现代派”和“乡土派”的二分法加以描述。近来，有人注意到由官方所主导的所谓“三民主义文艺”也应以尊重历史的态度承认它的存在。①然而，对于时隐时显地贯穿于当代台湾文学全过程的又一重要脉流——人文主义思潮，却尚未有人论及，本文试图对此脉流加以勾勒，以弥补台湾文学思潮论述中的不足。 一、《文学杂志》与梁实秋人文主义理念 当代台湾文学的人文主义脉流，早在50年代就已萌生。当时推动这一思潮的是夏济安创办的《文学杂志》。该杂志具有如下鲜明特点： 其一，远“政治”而重“人生”的倾向。在创刊号中，编者就开宗明义地赋予刊物以“文学”的定位：要办得让读者认为它“还称得上是一本‘文学杂志’”②。这一表白，实际上是针对着当时甚嚣尘上的、早已沦为反共政治附庸的所谓“战斗文艺”而发的。而在刊物存在的4年（1956年9月～1960年8月）间，其发表的作品基本上符合其宗旨。 《文学杂志》正是在反对和避免沦为政治工具或藏入象牙之塔的两个极端中，建立起文学描写人生、发掘人性的主要方向。它认为，对丰富复杂的“人性”的挖掘，是文学存在的价值之所在。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需通过人生的观察和描写，展现个人内心上和人与人关系间存在的微妙复杂的种种状态。为此，夏济安强调中国作家通过了解旧文化以摸透“中国人的脾性”，才能对善、恶有现实的认识，知晓人心活动的来龙去脉。③夏志清认为：“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④出于这种人生和人性的要求，夏氏兄弟针对中国文学的传统格局，提出了加强人物的心理描写、刻划善恶难分的复杂性格等艺术准则。 其二，提倡朴实、理智、冷静的作风。甫创刊，编者就表示要“苦干、硬干、实干”，推崇“作家的学养与认真的态度”，宣称不想标新立异，只想脚踏实地，用心写好几篇文章：“我们并非不讲求文字的美丽，不过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说老实话。”⑤当然，在这种朴素文风后面的，是一种理性、节制的人生哲学。而它的出现，显然也是针对“战斗文艺”的浪漫文风的一种反拨。 其三，表现出融汇中、西的“中庸”色彩。一方面，《文学杂志》积极地介绍西洋文学作品及其观念，常以欧美文学为参照系指出中国文学的某些缺陷和不足。另一方面，刊物大量发表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并明确表示要“继承数千年来中国文学伟大的传统，从而发扬光大之”，“孔子的道理，在很多地方，将要是我们的南针”。⑥ 上述特点充分体现了《文学杂志》的人文主义倾向。细究之，这种倾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五四中国新文学中的一个支脉——以《新月》为代表的留美留英自由派知识分子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而梁实秋堪称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无可否认，《文学杂志》的上述特点都和直接师承于本世纪初美国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梁实秋的文学观念，有着太多的明接暗合之处。或者说，它们也正是梁实秋数十年一以贯之的文学理念的基本内容，只是梁实秋表述得更为系统和完整。 梁实秋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石建构其文学理论体系。他反复地强调：“文学的终极目的是人性的描写刻划。”⑦“伟大之文学家能洞悉人生的奥妙，能澈悟人性之最基本的所在。所以文学作品之是否伟大，要看它所表现的人性是否深刻真实。文学的任务即在于表现人性，使读者能以深刻的了解人生之意义。”⑧而适合于处理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正见出了文学与科学的区别。这里明显可见白璧德的影响。梁实秋曾指出白璧德为学不从形而上学入手而是着眼在实际的人生，直接的研讨人性。⑨另一方面，又可见《文学杂志》与梁实秋的关联。如梁实秋认为文学既以描写广博人生、深邃人性为己任，小说创作就须格外注意有意义的故事描写和人物的心理刻划等。⑩这一思想，在夏氏兄弟的论文中也频频表现。 从文学描写人性的基本信条出发，梁实秋一手反对“工具论”，一手反对“纯艺术论”。一方面，他认为文学家具有不受任何主义、阶级、政治集团约束的独立性，其心目中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也不自动地担负对民众的使命，(11)并宣称：“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都不以为有多少文艺价值的。”(12)因此他固然不能认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而对于国民党当局以“三民主义”来统一文艺作品的企图，也甚不以为然。(13)另一方面，梁实秋认为文学既取材于人生，当然不能没有深厚的道德性，在真善美三者中，文学当最注重“善”；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使人们把文学做了娱乐消闲之用，从广大的人生退到“美”的陶醉那样的牛角尖里去，其结果是“晦涩、堕落、纤巧、空虚”(14)。由此可知，《文学杂志》反对文学沦为政治宣传品，又反对文学脱离人生的倾向，仍是和梁实秋的观点一脉相通。 梁实秋的“人性论”其实有两个要点。一是基本人性不变，“无分古今，无间中外，长久的普遍的没有变动”；二是人性不同于兽性，“人有理性，人有较高尚的情感，人有较严肃的道德观念，这便全是我所谓的人性”。(15)从这出发，梁实秋所提倡描写的人生和人性，乃是倾向于常态的而非畸形变态的。他从白璧德有关人生三境界的说法中得到启示，认为最普遍的人群乃介于禽兽和圣贤之间。因此“人性”是“二元”的，即包括着欲念和理智两端。人之所以为人，即在以理智控制欲念，以道德——内心的一种抉择节制的力量去制约兽性。(16)“人在超越了自然境界的时候，运用理智与毅力控制他的本能与情感，这才显露人性的光辉。”(17)而在这标准下所创作的文学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学创作绝对不可把变态的人物作题材，重要的是作者能保持一个冷静的态度，自己不卷入这罪恶的旋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