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报》日前载文说，长期以来，对“一把手”进行有效的监督一直是一个焦点、难点。随着一起起反腐败大要案的查结，人们发现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一把手”腐败在党政领导干部腐败中所占比例相当高。在违反党纪、政纪乃至受到法律惩处的领导干部中，其违纪、犯罪事实大多数发生在担任“一把手”职务期间。对这些典型的“一把手”腐败案件进行梳理，不难看出“一把手”犯罪主要体现三个特点：一是用人腐败呈现上升势头，二是经济犯罪已成为“一把手”腐败的一个重要形式，三是窝案、串案呈现上升趋势。文章认为，对“一把手”的监督难，一是难在少数领导干部的自律意识淡薄，二是难在上级组织对下级“一把手”重使用、轻管理，疏于监督；三是难在同级领导干部碍于情面或慑于其淫威不愿监督，四是难在下级不了解情况或怕打击报复，五是难在有些监督机制不完善。文章认为，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一是要他们自觉接受监督，二是确定监督的重点内容，三是构建全方位的监督体系。 【主持者言】上文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它对此问题的分析显得有些“含糊其词”。但有时候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就够了，“分析”可以由大家一起来做。关于对“一把手”的监督和制约，说到底首先是一个民主的基本制度的建设问题，而不单单是一个方法问题。我党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20多年历史中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在“监督和制约一把手”的问题上缺乏民主制度的基本建设，以致“一把手”的权威到了超越整个党和国家之上的地步，到了一言九鼎、“一句顶一万句”的地步，成为一种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最高权威”、“绝对权威”，最终导致了“文革”这样的大悲剧的发生。这一点只要读一读中共党史的一些史料，了解一下那时候中央最高层领导集体中“一把手”与其他人的相互关系就不难明白。所以，要实施对一把手的监督制约，首先就要在全党、全国确立任何领导人都不能享有高于一切之“绝对权威”的基本理念，在此基础上再订立诸如“议事规则”之类的具体程序才会行之有效。从这个意义上看，孙中山先生亲手翻译《民权初步》这样的“小书”并身体力行固然令人感佩，但窃以为最重要的还是首先下大力气进行关于民主制度基本理念的“启蒙”，以争取全体国民对这些基本理念的普遍掌握和认同；否则，即便制订出了所谓的“议事规则”，也有可能是形同虚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