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1）01—0149—06 中国自汉建立了孔孟儒学的正统地位到宋程朱理学，中国的性道德与性观念也经历了一个由松到紧，由肯定人性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复杂过程。学者们一般认为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性控制较为宽松的时代，到宋兴理学以来，性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不能讲，也不能想。性除了以生育为目的外的活动都是淫，从“诛淫行”到“诛淫心”，甚至限制夫妇间的性活动，逐渐地发展为禁欲主义。此外通过禁止含有性内容的书刊出版，推行无性文化[1]（P2）。然而在对性禁锢的同时， 明末清初，性文学却出现了兴盛，其流传范围之广、数量之大、文字之精细，在文学史上也是充满异彩的一页。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哲学、教育制度、医学等的传入，首先影响着我国上层人物和知识阶层，许多名人在其治国方略和政论中，包含了他们在性方面的认识和主张。如康有为在1895年公开主张引进西方的性爱观，认为：人生而有欲，天之性也。针对当时对妇女的压迫，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稍后谭嗣同在他著名作品《仁学》里就论述性欲如何应该公开以及如何公开。[2]然而到19世纪末， 尚未见到明确提到性教育一词，有一定影响的性教育的实践还是从20世纪初启始。 20世纪初中国性教育的活动及特征 1.性教育为教育界所重视 进入20世纪后，中国的教育和社会综合性刊物纷纷发行，如有影响的《教育世界》、《教育杂志》都创刊于民国前，几乎每期均编译或撰著有关卫生教育的文章。1911年《教育杂志》就发表了陆费逵《色欲与教育》。陆氏为当时颇有影响的教育家，是多种出版物的主笔，在最有影响的教育刊物上谈性，仅此而言，震动已甚大。他针对当时学部大臣明令禁止学生冶游（嫖娼）一事指出：“色欲是人类及生物生殖本能，抑制绝非善策”，解决方法除以政治之力禁娼外，“教育之力使青年有澈底了解而自知节制”[3]亦是良策。这已十分明确地倡导， 对于性最重要的是教育，只有了解了性之后，才能通过“自知”以“自制”。1914年志厚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教育上之色欲问题》，认为将论及性视为“至险大敌”、“色欲危害”是“全由无识而来”，如“以消极之道防之，终无效也”；主张“以公然讲授使之自知其理，自悟其害，庶能望彼以己之力制己自行耳”[4]。 同时期一些著名报刊如《东方杂志》、《万国公报》、《申报》以及早期发行的妇女刊物《女学报》等，也发表了大量卫生教育的文章，虽以防病、治病为主，但也为性教育推行扩大了知识基础。 2.引用国外性教育理论与方法，推动性教育的发展 进入20世纪后，西方的性教育发展较快，如1905年马罗博士在美国成立“卫生道德维持会”；在德国，柏林大学校长赫纳克将瑞士生理学家爱尔真关于性学的讲演印成小册；1912年7 月全美教育联合会作出培养性教育师资的决议[5]（P4）。上述文献我国学者均编译发表。 其间美国推行计划生育的先驱山格夫人，在1914年出版《妇女的叛逆》，推动节育运动。她的活动将性与生育推向社会，远远超过她的前辈的工作。1921年她组建美国节育会，1922年到伦敦主持国际节育大会，途中曾来华，推动中国的性教育和节育运动。1918年蔼理斯所著《性心理研究录》陆续出版，书中指出性的教育应包括性与人生的全部，必须是全部的社会文化生活，能引导人了解、尊重与欣赏性的现象，性的教育才能达到目的。[6]（PP1—11）20年代中期此书由张竞生等节译介绍给中国读者（1934年潘光旦将性的教育全章译出单行出版）。而将国外性教育专著以全文编译的还以潘公展的《巴哥罗底两性教育观》为最早。1920年分三期发表于《教育杂志》，采用编译体裁，以便于国人阅读。该文原著是美国巴哥罗教授1914—1915年期间在哥伦比亚大学向师范生讲授性教育后出版的讲集，以Sex Education为书名出版。 该书反映了当时欧美性教育的理论、方法、教育结构体系。在以后的许多年中为我国性教育者所推崇，特别在新学制的课程设置中都以巴哥罗的论述为据。尽管巴哥罗的性学造诣远远不能与霭理斯相比， 但霭理斯的性教育一书， 直到1933年才成册译出，在我国发行，故巴哥罗的性教育一书的影响更早更广。尔后的十几年中，更多的性学译著和国人的性学专著纷纷出版[7] ，这些译著、编著仍大部分出自于教育界，并多见于教育及综合性报刊，却很少出于医者和刊于医学报刊，足可见我国教育界对性教育的重视和贡献。 3.新学制的实施促进了性教育的发展 中国近代实施学制起始于清光绪二十九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公布，又称癸卯学制）。1922 年由教育部公布新学制（壬戌学制），它缩短了学习年限，借鉴了美国的学制和课程设置，以后几十年虽经修改，但无大的变动。学制决定后，课程的编制还延续了一段时期，其间我国学者纷纷著文列据，确立性教育在新学制课程中的位置。1923年《教育杂志》编辑性教育专号，发表了10余位作者专论性教育的文章，仅此一点足以反映教育界的态度。其中盛朗西著文除列出进行性教育的8大论据外，特别提出为何要注重学校性教育之理由， 认为较之家庭和社会，学校应负有这方面的特别责任；建议在小学纳入自然、卫生、体育各科；中学纳入动物、植物、体育、心理、社会学科；到大学可设性学、性教育学、性卫生学等课程；作者还指出：师范学校及其他具有师范学校性质的学校不可不授性学、性教育和性卫生学，以为毕业后实施性教育的预备[8]。学者们还就性教育的内容进行讨论， 如邰爽秋曾拟订中等学校性教育课程大纲，发表在《中等学校》1923年第1期上。李三无与盛朗西持相同的观点， 提出对学校性教育者的要求（由卫生教师及校医担任）；并主张性教育不仅在课堂，还应结合运动、游戏；在教学内容上要根据学生年龄而定，如“对于十六七岁以上底学生说明性交危险”等[9]。 上述学者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大部分主张性教育者的普遍看法。然而反对者也甚多，就是同意进行者，到具体教学时，掌握不一，甚至一带而过，效果难以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