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是度量衡制度逐步建立与健全的时期,但是由于诸侯割据,政权动乱和分裂,再加上史料匮乏,要想了解这时期各诸侯国的度量衡制度,除需借助于文献记载、器物上的有关铭刻等材料之外,这时期各国钱币上的重量单位也是研究权衡制度的重要参考资料。近年来钱币大量出土,钱币学家又作了深入的研究,我们借助这些研究成果,从度量衡的角度再作一些探讨,对了解这时期各国的权衡制度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一、从贝币到金属铸造货币 货币产生于什么时代,钱币学家的说法不完全一致。商代遗址中出土有相当数量的海贝,朱活在《古钱探源》中曾说:“起码经过夏代到商代,贝已经成为当时的重要货币了”。并例举商代彝器中常见赏贝、赐贝的刻铭为证。如中鼎铭有“侯易(赐)中贝三朋”。小臣邑斝铭文:“癸巳,王锡(赐)小臣巳贝十朋”(注:朱活:《古钱探源》,见《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西周铜鼎上关于贝的刻铭更为多见,如遽伯睘卣铭文:“用贝十朋又
(四)朋”。
尊中有“三十朋”。效卣中有“五十朋”。《诗·小雅》中也有:“既见君子,易(赐)我百朋”的记载。彭信威认为,在铸币出现之前,经过夏商两代到了西周,贝已取得了货币或准货币的身份了(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除天然海贝之外,商周时期还出现了铜贝。
卣上刻铭“易(赐)贝卅寽。”商周时天然海贝均以朋为计数单位,而铜铸贝大概以“寽”为单位了。这说明西周时铜已成为重要的支付手段,凭重量转让。原始货币是贝币,但因贝币有许多难以克服的缺点,如不易分割、本身没有使用价值等,贝币被金属铸造货币取代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金属没有天然单位,因此在重量单位没制定之前,金属又不便于用作货币,这就决定了金属货币与度量衡之间的必然联系。 商周之际黄河中流的农业区,曾以常用的并可转让的青铜农具铲(钱或镈)充作交换媒介,到了春秋中期,钱或镈演化成货币,出现了形体较大而有简单铭文的空首布钱。春秋中晚期,周王室及晋、卫、郑、宋等国都铸造了空首布钱。战国时期,布钱形体缩小而演化为平首布,扩大了铸造和流通的范围。与布钱同时期,东方的齐国出现了刀化币。到了战国时,刀化使用地区扩大到燕国。战国后期,秦国出现圜钱,随即影响到周及刀布地区。而楚国则是使用金钣和铜贝两等货币。 货币虽起源于商代,但直到春秋前期,中国的货币经济仍不发达,在那个时代,论财物多以谷粟为主,九贡、九赋很少见到以钱币为赋,公卿大夫往往以采邑的多寡来衡量富贵,也少见以钱币为禄。实物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交换方式多以实物为主,即“抱布贸丝”(《诗·国风·卫》)或“握粟出卜”(《诗·小雅》)。这些等价物只是货币的雏形,而不能算是真正的货币。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春秋中期。《春秋左传》中凡涉及财货之事,如贿赂、馈赠、献纳、乞求、盗窃、掠夺、积蓄等都以金、玉、车马、鼎彝、锦帛、衣服、兵器、粟米等实物为对象(注: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华书局,1962年。)。这时期货币还没有在社会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到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发达的高峰,大量货币的铸造是这个时期的特点,据考古发掘证明,先秦货币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遗物,如1948年在河北易县发现战国铜币达500多公斤;1963年在石家庄郊区发现大批刀币,共重15公斤,计10000余枚;1957年北京朝阳门外呼家楼出土战国刀、布铜币3876枚;1954年河北承德出土一批刀币约100余斤;1951年锦州市出土窖藏明刀币50余公斤;1963年河北石家庄出土重约15公斤,计10,000余枚刀币(注: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973年在山西闻喜县出土了一批战国圜钱,共700余枚(注:朱华:《近年来山西出土的一些古代货币》,《文物》1976年第10期。);1963年在湖北孝感县出土一批蚁鼻钱共21.5公斤(注:程欣人:《湖北孝感野猪湖中发现大批楚国铜贝》,《文物》1980年第10期。);1979年在安徽寿县出土战国晚期楚国金币共5187.25克(注:涂书田:《安徽寿县出土的大批楚金币》,《文物》1980年第10期。)……,这期间钱币出土之多不胜枚举。从文献记载来看,《战国策》中言及财物则以货币收入为主,书中记述“百手”、“百镒”、“千斤”、“千镒”的事例就不下30余处(注: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齐策一》中还记有公孙閈“使人操十金而往卜于市”。此外,还有“一布”、“刀布”、“百束布”等都是指铸币而言(注:《墨子·贵义》:“今士之用身也,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管子·揆度》“刀布为下币。”《荀子·富国》“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荀子·荣辱》“余刀布,有囷窌。”《韩非子·内储说》:“得百束布”等。)。官营手工业也以货币收入。因此可以认为,中国最早的货币可以确定是贝,当前能够确认为金属货币,只能上溯到东周时期,而在商品经济中普遍使用可能是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了(注: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