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纵观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人们惊讶地发现，现代化的发展不停地以加速的步伐向前迈进。以现代化发展起步后人均产出翻番所需的时间来衡量，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英国从1780年起整整用了58年的时间；后续现代化国家象美国和日本分别用了47年和34年；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批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例如巴西、印度尼西亚、韩国包括中国仅仅只用十几年的时间就实现人均产出的翻番。[1](P.111)那么究竟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导致了这种变化呢？人们在研究现代化国家（包括早生型现代化国家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发展进程时发现：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往往伴随着政府作用的加强，“积极政府”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历史现象。 一 历史的回顾——两种政府观 简单地梳理一下从市场经济诞生以来的200多年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在这200多年中，权力和市场的关系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的，而随之变化的是人们的政府观念。在20世纪20-30年代以前，人们追求的是亚当·斯密的“消极政府”的国家范式，主张的是最低限度的政府作用；20世纪20-30年代经历的一场市场浩劫后，使人们从亚当·斯密制造的神话中清醒过来，把目光重新投向了政府，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学说逐渐占了主流；到了20世纪60-70年代，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被冠以了“福利国家”的美誉；这一状况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又发生了变化，所谓物极必反，随着“大政府”带来的负面效益越来越明显，新一轮的市场自由化运动又开始了。这种趋势持续至今方兴未艾，事实上很多研究表明，鉴于8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化趋势，许多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国，还是发达工业国在现阶段都不同程度的采取了有利于市场机制的行政策略转变。在这场“策略转变”中政府又要扮演什么角色呢？在变化的政府观中，《199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因地制宜地提出各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一个与其能力相适应的有效政府的观点。 从以上关于政府观点变化的线索中，我们至少可以把握两种政府观和两种趋向，即“消极政府”观和“积极政府”观及肯定和否定两种趋向。在“消极政府”观中，人们对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持否定态度，主张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其发挥的极端就是“政府无用论”。而在积极政府观中，人们对政府的作用持肯定态度，主张完美的社会经济生活应建立在政府广泛的参与和干预的基础上，其极端发展就成为“政府万能论”。其它各种众说纷纭的政府观则大多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在现实的世界里，盲目地效仿只会导致发展的失败，导致象南亚、拉美的发展状态。最终人们发现，各国的发展背景、阶段、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底蕴等各种复杂的差异性决定了政府观念的区别，应该说正是这些差异决定了一个具体的国家的政府应该采取积极还是消极的姿态去求发展。关于这点，我们从早生型现代化国家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发展事实中也完全可以加以论证。 二 早生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发展趋势 在西方，从18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为起点，欧洲经历了漫长的工业化过程，那时的英国及欧洲大陆自由主义传统十分盛行，人们相信市场能够自发地增进社会共同财富。洛克主张政府应该只管“法律和秩序”，而亚当·斯密则深信“看不见的手”的神奇力量。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伴随着这种最低限度的政府作用，西方各国经历了自由竞争的黄金岁月，创造了辉煌的西方文明，在19世纪末已经形成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体系。“消极政府”正是在这种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下培育出来的一种政府观念。西方各国现代化的发展似乎得益于这种“消极政府”的作用。但实际上如果对世界上最先实现现代化国家，按照现代化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和对比分析的话，人们将不难发现，作为后续现代化国家的法国、德国以及再以后的日本等国都不得不愈来愈依靠政府这根“拐杖”的作用。[2](P.222)它们的政府作用范围早已超过最初的“英国范式”中的“守夜人”政府和“警察”政府作用范围。人们把这种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对政府愈来愈强的依赖作用归之为现代化历史造成的差异性所致。在进一步对各类早生型现代化国家进行对比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早生型现代化国家对政府的依赖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或者说有两种情况。第一阶段：产生于17-18世纪现代化发展初期的欧洲大陆和19世纪首批非西方国家西化的过程中，它们共同点在于：处于现代化的差异的环境中和资本积累时期资本力量的薄弱使它们借助了政府这根“拐杖”的作用。1.它们都是在外部环境的压力或者刺激下，对此作出反应而逐步走上现代化的，确切地说在这个阶段正是这种现代化的差异所产生的压力使它们逐步走上现代化的。例如，欧洲大陆的现代化显然是在英国的影响下进行的，无论是作为欧洲大陆第一个迈入现代化的法国，还是作为后继现代化国家的德国以及非西方国家的俄国、日本都具备这个特点。象德国是在1806年拿破仑入侵才真正意义上解体中世纪形成的神圣罗马帝国，外来的推动力和英法可借鉴的高新技术使德国的后发优势十分明显。而19世纪中叶日本的明治维新显然是在西方强制性要求贸易开放的压力下被迫进行的。2.“资本力量的薄弱”和“现代化的差异”使它们不得不在旧的生产方式中寻找政府这根拐杖。显然，这与英国自发式的从下而上的现代化进程不太相同，例如，16-17世纪的法国还拥有欧洲最强大的王权，这一方面使法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可能与英国一样，它走得十分艰难。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薄弱的资本”对“王权”的极大利用，象16-17世纪路易十四时期在经济上实行的“柯尔伯主义”使法国以国家全面领导经济的模式赢得了较大程度的经济增长，还有1850年到1870年间拿破仑三世独裁期间对经济的积极推动，使这一时期的法国开始获得真正广泛的工业经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屡次借助于代表旧的生产方式的政府提供的这种“拐杖”作用。第二阶段：进入20世纪，资本进入垄断阶段。在自由主义的发源地又产生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哲学。应该说从20世纪20-30年代到70-80年代这一阶段国家（亦即政府）积极主义的盛行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现代化的差异”，而在于市场本身的缺陷，特别是垄断的出现是自由主义者们始料未及的，它打破了所谓市场自动均衡论的美梦，20-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人们至今还谈虎色变，从那个时候起，人们的政府观逐渐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政府由补偿市场不足的需要到去主导甚至主宰市场。人们开始用各种经济计划、财政、金融甚至产业政策、扩大国有企业所占的经济成份、国家参股、增加社会福利等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或干预经济，调节社会生活。例如，连号称“自由化程度最高”和“最低和最少程度的国有化及国家计划”的美国，也是以垄断性的大企业主导市场，其中国有经济在美国经济总体中约占25%左右，美国政府预算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左右。[3](P.196)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经济显著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