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的经济基础与政策选择

作 者:
桁林 

作者简介:
桁林(1968-),男,浙江台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原文出处:
《财经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1997以来所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得的效果,一方面使得通货紧缩向经济复苏转化,另一方面,由于工资收入分配等政策扩大了城乡差距,加之原油价格上涨外部因素的冲击,使得货币政策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新焦点。本文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物价上涨类型,提出坚持适度扩张政策,同时相应采取减税和收入政策的主张,以刺激供给因素增长,促进经济尽快复苏。


期刊代号:F10
分类名称:国民经济管理
复印期号:2001 年 10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1)03-0003-09

      一、从通货紧缩到复苏的经济特征

      1997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外部需求萎缩,宏观经济政策围绕着扩大内需做文章,1998至1999年间主要是运用了财政政策,先是增加投资,然后扩大到消费领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需求不足的矛盾,遏制了经济下滑和GDP下降的局面。同时,由于政策的时滞效应以及资本外逃等原因,货币政策一时难以发挥作用。相反地,通货紧缩下使得实际利率显得更高了,因而,货币政策基本上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2000年上半年扩大内需主要呈现3大热点:一是“西部大开发热”,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和更新改造资金。二是“股市热”,特别是5.19的股市飚升以及“两千年两千点”的造市声势,吸收走不少居民储蓄,减持银行存款,2000年前9个月累计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比上年同期少增2108亿元。三是“假日经济热”,像“五一”这样史无前例的“长假”有力地推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的势头是良好的,生产势头上升,社会需求全面回升,固定资产投资进入复苏阶段,呈现由低向高、不断加快的增长趋势,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改观,物价水平有所回升。2000年前3个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0.2%,1999年同期为-1.6%,提高了1.8个百分点。8月份,水产品、医疗保健、住房等有较大的升幅,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4%,上涨得很快,工业品出厂价持续上涨,3季度上涨4%,比1季度、2季度分别提高了3和1.3个百分点。因此,全年实现了8%的增长速度。经济的全面回升无疑给长期经历通货紧缩痛苦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格外的惊喜,这样的结果大大地好于年初的预期。但是,同时市场上也出现了其它变异因素。特别是近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和国内石油提价因素的影响,必将因成本的推动作用而产生加价的连锁效应。如何看待这种经济回升局面?

      总需求是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以及国外净需求(即净出口,等于出口减进口的净额)所组成。1997年以来出口受阻,是造成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影响了出口,加之人民币保持不贬,国内经济一时陷入萧条状态。对此,人们不可理解,因为按照常识,净出口占GDP比重很小,外贸也不可能长期保持出超,因而其变动不对GDP产生实质性影响,甚至还可忽略不计。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种特殊情形,即当外贸波动性非常大时,其影响GDP增长率的程度却是不容低估的。我国虽然不能称之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但就东南沿海地区来说,近年来主要发展加工贸易为主,虽然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内部结构已着手转型,但就目前状况而言,仍然是出口导向型,出口的作用丝毫不亚于国内需求。因此,外需不足直接导致该地区经济衰退,从而也间接地影响到与其有着密切生产协作关系的其它地区,使得局部影响扩散、深化。其次,如果从动态的角度考察外贸波动,其结果也不同于静态的结论。像广东省多年来出口稳居全国总额的40%左右,但1997年之后出口受到了严重打击,下降幅度大,1999年1月份的出口同比下降了14%。1999年上半年还一直呈现这种下降趋势,但是,1999年下半年以来,净出口增长有了转机,开始由负变正,由小变大,这种瞬时变动率转变对于拉动总需求的作用却是非常大的,不管我们是用“出口乘数”、“净出口乘数”也好,或是用弹性系数也好,眼前所得到的净出口的影响力都是不容忽视的。从地区来看,2000年上半年最先恢复增长并且增长得最快的也是这些外向型的高出口地区,构成了全局经济回升的中坚力量。而且,出口的是加工品和消费品,进口的是投资品,无形中也使得生产的链条伸长了,扩大了GDP增长的空间。正是由于出口恢复性增长,有力地带动了GDP增长率。

      外部冲击虽然大,但是,若能及时启动国内需求,那么,外需不足可由内需来替补,起到缓冲和减少震荡的作用,藉此也可改变过去沿海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向型布局,推动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但是,这种战略调整历时较长,产业转移和经济转型过程缓慢,一般要化2到3年时间才能完成,市场自我整合的力量比较弱。这就迫使中央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强力拉动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具体包括投资政策和消费政策两大方面。投资方面,增发国债资金用以加大对基础建设投资,不至于总需求水平在这一时期内下滑得过于严重,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并以此激活企业和民间投资。特别是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构想,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投资的倾斜,把需求政策与资源开发结合起来。消费政策上动作更大,包含了许多直接和间接手段,具有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意义。直接措施方面,如提高公务员工资水平,将住房等公益性、福利性“暗补”转变为货币性工资,提高离退休、养老、医疗3条保障线水平,等等。间接措施方面,如增加利息税,促使储户消费或投资;推动股市飚升产生财富效应。增加“长假”的时间,活跃旅游经济,等等。现在看来,经济回升已成定局,其中有几个重要的衡量指标。一是出口市场恢复加快,1999年底至今出口高速增长,回升势头强劲;二是民间投资趋于活跃,近一两个月度的中长期货币需求有所回升,说明预期未来前景正向好的方面转化,这一点恰与1992年的经济回升和政策启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三是消费物价止降回升,生产资料已经明显上涨,房地产业也回暖,并出现了生机。因为有了这些产业和市场的基础,所以,国内生产总值平稳增长,消费和投资增长,库存减少,购销两旺,从而结束了长达33个月的物价持续下降局面,彻底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

      二、复苏期政策的有效配合

      应该说,启动政策是基本成功的。这种局面能否持续下去,仍然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复苏阶段。1997年遭遇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卒不及防,也是始料不到的,在人民币保持不贬值之后半年多的时间,这种影响逐渐显露出来,并扩大到国内需求的各方面,使得“九五”期间GDP增长速度从9.6%滑到了7.1%,因而,国内经济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失业增加。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和鼓励出口的措施,无论是产业结构和竞争能力都有了巨大改善。在度过了艰难时期之后,外部需求也开始回升,2000年前3个季度回到了8.2%,“九五”期间5年平均发展速度约为8.1%。但是,从目前的增长水平来看,最多只能说是实现了“恢复性增长”,而且主要是恢复了出口的带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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