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古代游牧生产力及其组织运行

      物质资料的生产必须具备人的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生产力三要素，因为只有实现三者的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古代蒙古族是怎样具备上述三个要素并组织运行的呢？早在70年代初，前苏联蒙古学家И·Я·兹拉特金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并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但至今未能引起蒙古学界足够重视和继续研究。因此，此项研究仍属蒙古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也是整个史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

      就游牧劳动资料而言，马的使用及各种马具的发明，构成其发展变化的核心内容。马的使用，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进步，也是游牧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物质基础。马的使用不仅使游牧成为可能，而且引发了游牧社会生产力的一系列变革和进步。

      马具分为基本器具、辅助器具和配套器具三种，基本器具又分为马笼头、马嚼子、马鞍、马镫、马拌、前腿拌六种。从这些基本器具看，一般都是成对配用，各显其能。如马笼头和马嚼子配用，马笼头主要用于牵引，马嚼子主要用之于骑乘和驾驭；马鞍和马镫配用，主要用于在马上充分发挥手臂、腰部、腿部力量；马拌和前腿拌配用，马拌主要用于新驯服之马，还用于备用之马，使之不能走远，前腿拌的作用则相反（注：杨·巴雅尔：《蒙古族马文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蒙文版，第218～247页。）。这些马具的具体产生年代现在我们无法准确考证，因而在这里只能进行一种逻辑分析。

      在六种基本器具中产生最早的可能是马笼头，最初的马笼头也只能是一条绳子，用它拴捆马脖于加以牵引和控制马（见阴山岩画1）。经过人们长期的实践经验和发明创造之后，这一条绳儿才逐渐地演变成了今天的笼头。在使用马笼头的过程中人们发现，用笼头不能很有效地驾驭马。于是，人们用偏缰作嚼子驾驭马，这便是最初的马嚼子，之后才产生了用骨头和铁做的马嚼子。马嚼子的产生标志着马背民族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有了马嚼子更容易调整正在奔跑中的马的方向和速度，使人和马合为一体。

      

      马鞍的产生是在马笼头和马嚼子之后，从鞍垫演变而来的。恩格斯说：“在较古老的雕塑品上，武士是骑在没有鞍子的马上的；以后，我们发现曾有一种类似褥垫或坐垫的东西，最后，才有类似现今东方流行的那种高马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298页。）。从考古资料看，在中原地区，殷周时期的马，主要用于驾车，马背无鞍。战国时期才出现了供乘骑用的鞍垫，可称之为“低鞍”（注：盖山林：《骑牛岩画·伏牛石刻·用镫时代》，《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李迪主编），第五集，第181～187页。）。马鞍产生之后不久马镫也就产生了。有了马镫之后，人才能长时间地稳坐在马背上并能自由地做各种射箭、套马等动作（见阴山岩画2）。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马镫是因射箭和套马的需要而产生。最初的马镫是用绳子做的，这是一个最具革命意义的发明。世界上没有哪一项发明比它简单，但却在人类发展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对此，李约瑟写道：“我们可以这样说，就象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一样，中国的脚蹬（马镫——引者注）在最初却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注：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页。）从用绳子做的马镫过渡到金属马镫，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只是更进一步的完善而已。

      关于马镫的起源，有人认为游牧民族为了乘骑方便而发明了马镫；也有人认为农耕民族为了掌握骑术进行骑兵作战的需要而发明了马镫。据史料记载，战国赵武灵王时期中原人才引进和学会“胡服骑射”，开始使用包括马镫在内的各种马具。据专家们考证，公元前一世纪或二世纪，中亚游牧民族或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就已经发明了马镫（注：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盖山林：前揭书，第181～187页。）。因此，后一种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经不起推敲的。直到南北朝时期，南朝人还不骑马，故贵族们多乘车（注：《颜氏家训》说：“梁世士大夫尚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转引自陈文华：《深根扎沃土 繁华满枝头——论中国农业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地位》，《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

      马拌和前腿拌的产生年代应早于马鞍和马镫，可能与马笼头同时产生，因为驯服野马时这两样工具是不能缺少的。最初的马拌和前腿拌同最初的马笼头一样是用一条绳儿做成的，后来才逐渐地演变成今天我们看到的马拌和前腿拌。

      说到辅助器具，有近20种且各有各的用处，缺一不可，与六种基本器具结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一套马具。在各种配套器具中，主要有套马杆、縻绳、拴绳等，是进行游牧生产所必需的工具。其中的縻绳、拴绳很可能是在各种马具中最古老的马具，因为马笼头、马镫、马嚼子、马拌、前腿拌都是从一条绳子演变而来的。

      除上述马具外，车辆也是进行游牧生产所必备的生产工具之一。在蒙古高原上，青铜时代就已经出现车辆并得到大量使用，它是经过一个马拉物的阶段，从爬犁演变而来的（注：盖山林：《蒙古高原青铜时代的车辆岩画》，《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李迪主编），第一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轮子及车辆的发明，是发生在青铜时代的人类文明历程的革命性进步。游牧人用它进行生产、运输货物、防御野兽和敌人进攻。到了11～13世纪，蒙古人的造车技术已相当发达，数量亦惊人。（注：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可东行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0～211页；纪流注译：《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中国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据史书记载，蒙古人曾使用过“合刺兀台·帖儿坚”，意为幌车，“合撒黑·帖儿坚”，意为巨辇，“格儿·帖儿坚”，意为房车、“贴木儿·贴列格”，意为铁车等近10种车辆（注：《蒙古秘史》，第6、28、55、64、85、100、101、121、124、199、232、234、244、278节；[蒙古]贡嘎尔：《喀尔喀简史》（下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0年蒙文版，第801～802页。）。车辆的出现和使用，极大地延伸了牧畜的运输能力，同时也迅速提高了游牧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