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经济体制角度探讨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在中国早期工业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作者认为洋务官商企业的出现，是初生的中国工业在产业结构方面的第一次调整，是中国工业向社会化生产迈进的第一步。官商企业的创办形式，具有股份制的一些特点。但官商体制又束缚了这些企业，使企业失去了独立法人资格，使原本是现代股份制企业的二权分离模式在实质上又转换成了中国传统官商体制中的二权结合模式。官与商是中国早期工业化中的利益冲突焦点，但官商体制无法协调二者矛盾，原因就在他们把官僚特权引入经济运行之中，不仅使官商体制难以维持，也最终使这种体制成为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关键词 洋务运动；官商体制；工业化 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商体制是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的主要经济体制之一。它既是中国传统官本位文化在社会转型时的产物，又因借用西方现代企业经营形式而在社会化生产方面迈进了一步。研究这种体制及其在中国早期工业化中的地位与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近代中国转型时期的经济结构与特征。 一、洋务官商体制在中国早期工业化中的地位 本文以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战前作为中国工业化的发生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工业资本结构中，相继出现了外资、官办、官商、私人企业四种主要形式。其中外国在华投资占中国全部资本的20%，投资方向主要是金融业与商业，产业资本投资只占其全部投资额的11%。就这部分产业资本而言，70%以上又是用于船舶修造和出口加工业。所以可以断言，它们主要是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对华贸易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们只是中国早期工业中的一个附属部分。 就整个中国工业资本而言，私人资本、洋务官办企业资本和官商企业资本的占有量大约分别是8%、61%和11%①。举凡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器、轮船制造、采矿、纺织、航运、电报企业都是洋务官僚办的，它们构成中国早期工业的主体。其中洋务官商企业的数量和资本额不如官办企业，但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首先，它是初生的中国工业在产业结构方面的第一次调整。在此之前，洋务官僚创办的企业主要是军工企业。这些军工企业是中国大规模引进近代工业技术与设备的开始。但工业化，不仅要以机器生产为标志，还必须以生产与销售，即产品的一定程度的市场化为配套，由此，才能形成与传统经济相对抗的经济力量。洋务军事企业的产品主要不是投向市场，所以难以对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形成起直接的推动作用。洋务官商企业的开办，表明中国工业化的重心开始从单纯为政权服务的军事工业转移到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民用工业方面来，这些企业的产品直接进入市场，它不仅是洋务企业走向市场化的重要一步，而且直接扩大了初生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力量。 其次，它以新的企业创办形式，为洋务工业走出困境提出了切实的可能性。在此之前，洋务企业以官办为主要创办形式。官办企业，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要经济来源。晚清政府财政困窘，所以洋务官办企业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无不受到经费的困扰。70年代，在洋务官僚筹建官商企业的同时，还着手筹建官办民用企业，先后建立约16个。这些官办民用企业，恰恰正是洋务官僚创办最为困难和最不成功的一部分。困扰这些企业的，主要仍是资金问题，所以除少数（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企业外，多数规模不大，有的建而未成。规模较大的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最后也不得不招商承办。官商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单纯官办的狭窄路子，启用了民间资本力量，从而开辟出建立较大规模民用企业的新途径。 再次，它是中国工业企业向社会化生产迈进的第一步，也使初生的中国工业企业经营形式很快地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社会化生产，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市场和生产扩大的产物。70-80年代出现的中国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则带有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前期的若干特点：从事加工与修造的企业占绝大多数；企业创办以合股或独资为主，所以呈现小型化、分散化的特点；在经营上，资本所有与经营一体化，即创办人与资本所有者、经营者三位一体。资金分散，生产规模狭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工业化的进程与水平，使工业化停留在较低的档次。洋务派的官商企业则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通过招商集股，在短时间内吸收了大量社会资金，购进了一批在当时较为先进的机器设备，建立了较大规模的民用企业。与此同时，还引进了西方股份制企业的经营方式。这一跳跃式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中国与工业先进国家的距离。 社会化生产，是一种利用社会力量办大工业的路子。但在甲午战前，私人资本由于力量弱小，缺乏国家经济立法的保护，尚处于自生自灭阶段。80年代，在采矿业中，在近代工业集中的上海，曾有多起筹集社会资金组建公司的动议，但多数并没筹集到预定股款，有的不得不改归官办，有的只能由少数人合资经营。在中国近代，私人资本的社会化生产于甲午战后才有所发展，于20世纪初才大规模展开。在私人资本还无力实现社会化生产的情况下，洋务官僚利用政权的力量，组织招商局，延用了一批拥有一定资金的买办与商人，达到集股目的。在没有公司法和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洋务官僚又用行政权力，为这些企业在创办和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提供了保护，使其立足与生存。洋务官僚在民用企业的创办方面，利用官商这一体制，走出了向社会化生产迈进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