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在我国出现和使用的历史，最早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不仅有文献记载，而且考古上也已发现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金属铸币。春秋以前是否已经有货币，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在研究古钱币及商代经济的学者中，都有人认为商代已有货币，且都引有文献和考古发现的商代遗物为证。笔者认为，商代是我国奴隶制的发展时期，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虽然比以前的历史有所提高，但从货币本身及与之相关的商业等方面进行考察，都不能说明当时确实已经出现和使用货币，现就此加以辨析。 一 在研究我国古钱币及商代经济的学者中，认为商代已有货币的根据之一，是依据文献上有商代货币的记载，同时对考古所发现的某些商代遗物，亦确定其属商代货币。 有关商代货币的文献记载并不多。最主要的是《史记·平准书》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集解》贾侍中曰：“虞夏商周，金币三等：或赤、或白、或黄。黄为上币，铜钱为下币”。其次是《史记·殷本纪》中亦有纣“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及《周书》：“武王克商，发鹿台之钱，散钜桥之粟”之言。根据这些记载，研究我国古钱币及商代经济的学者，有人就认为商代已有货币，其实这些记载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史记·平准书》中说到的种种货币，并不可信。吕思勉所著之《先秦史》就指出：“数语附着简末，必后人记识，溷入本文者也”。 从历史实际进行考察，黄金和白银在虞夏之际并未出现。这不仅在历史传说上未见有记载，而且在考古上亦未发现这类实物，因此谈不上用这些贵金属充作货币。铜金属在虞夏之际则已出现，这有历史传说记载可据，也有考古资料作证。 铜的出现，在我国据说始于黄帝时代。《史记·封禅书》云：“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夏代亦有铸铜的传说，《左传》宣公三年云：“昔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考古发现的铜，年代最早的是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六千年，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一期文化中，就发现有二件黄铜片和铜管。①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有青铜，登封告成河南龙山文化遗址，就出有一件残片。②在二里头文化中，则发现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器，包括礼器、兵器、工具、装饰品等，这一文化的年代相当于夏代。因此，可以肯定，虞夏之际已有铜，不过，当时的金属铜，还只是处在刚起步的阶段，不可能用来铸造货币。龟、贝之物，在新石器遗址罕见，二里头文化虽发现有海贝，但数量少，不可能是货币。 到了商代，黄金开始发现。在郑州商城遗址的一个祭祀坑内，就发现一片夔龙纹金箔③，这是装饰品。且这一历史时期的黄金还很罕见，不可能用它来充当货币。这一历史时期的青铜，则有大量发现，在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都有大量青铜器出土。不过，在大批商代青铜器中，器物或为饮食器皿，或为兵器，或为工具，也有一些装饰品，还没有一种器物可以肯定是货币的。至于龟、贝，在商代也有大量发现。多出在安阳殷墟，其中龟甲是作占卜用的，不属货币。由此看来，《史记·平准书》说到的种种货币，并不可靠。 至于《史记·殷本纪》所云：纣“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的话，也是不可信的。在《史记·周本纪》中，则说到武王灭殷之后，“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由此看来，钱当为财之误。 在考古发现的大批商代遗物中，也有某些遗物，如铜铲、铜贝、海贝、玉器，亦被认为是商代货币，这也值得加以辨析。 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马克思说：“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④因此，确定商代铜铲、铜贝、海贝、玉器是否属商代货币有必要根据货币的定义，即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来进行衡量。 对商代铜铲，研究古钱币的学者，还未完全肯定它就是货币，只认为我国古代金属铸币与农具钱缚，工具斧斤的关系十分密切，早期的铸币也是取象其形，并沿用其名。⑤但也有人认定商代铜铲就是货币，说它就是原始布币。 ⑥ 布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已有大量发现。空首布的形状很象铜铲，一般认为它就是取铜铲之形的一种金属铸币。布币的特点是体小而轻薄，轻重有定制，它不具备作劳动工具的性能，而且有价值尺度和流动手段的职能，所以公认是货币。商代铜铲的出土数量不多，其特点是体大厚重，各类铜铲的轻重没有定制，它具有劳动工具的性能，而不具备价值尺度和流动手段的职能，因此考古工作者都认定是农业劳动工具。有人还针对原始布币说指出商代铜铲有使用痕迹，不属货币，它应是商代奴隶主贵族象征性地参加农业劳动使用的工具。⑦因此商代铜铲原始布币说是不能成立的。 商代铜贝，古钱币学者有人就断定它是货币。由于铜贝的发现，因此被认为“青铜铸币在晚商就出现了”，“从而给我国青铜铸币起源于商代之说提供了颇为扎实的物证”。⑧这种铜贝，是不是无可置疑的肯定它就是金属铸币，也值得辨析，因为商代铜贝的出土数量不多，安阳殷墟大司空村的二座商墓中只发现3枚，殷墟西区的一座商墓中亦出有2枚。出土铜贝数量最多的，是在山西保德林遮峪村发现的一座商墓，为109枚。这些铜贝，由于出土数量少，尤其是安阳殷墟都罕见，发现的地点也少，因此从流通手段考察，并不具备货币条件。且山西保德发现的铜贝，还与车马器共存，这种现象表明，铜贝很可能是在车马器上作装饰用的，似为辔饰。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