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以唐宋对外开放的具体历史事实,通过对唐宋政府对外开放政策及措施、开放带来外贸繁荣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方面的分析,论证对外开放在我国古代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唐宋史 对外开放 对外政策 外贸繁荣 我国唐朝空前大统一,国力强盛,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达激起了统治者强烈的对外开放愿望。此时,阿拉伯伊斯兰大食国亦兴起,在东罗马帝国衰微之后面向东方。于是亚欧非许多国家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开启了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新时代。宋承唐后,继续和发展了唐的对外开放政策,使我国的对外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繁荣兴盛。唐宋的对外开放,在我国古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唐宋的对外开放及其措施 唐朝的繁盛,要求开辟更广阔的通商贸易,统治阶级欲借此获得更多的奢侈品,并提高自己的威望。因此,唐统治者采取了对外开放政策,以招徕外商,《全唐文》卷75所载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疾愈德音”之诏说:“南海番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收舶脚进奉外,任其往来通航,自为贸易。”唐文宗的“德音”,就是“任其往来通航,自为贸易”,除纳税(收舶脚)进奉外,不许官吏像往年一样“多务征求”,在岭南、福建及扬州等外商集中的地方,还要节度使“常加存问”,说明唐政府对外商实行开放,并保护“自为贸易”。诏文中要“以仁恩”接待“以慕化而来”的外商,即是唐政府招徕外商的实施。 宋统治者认为:“市舶,利入甚厚,提举官宜得人而久任。庶蕃商肯来,动得百十万缗。”①于是,宋政府更加重视海外贸易,把拓展海外贸易看作开辟财源的重要渠道。《宋会要辑稿》卷172载:宋太宗于雍熙四年(987年),“特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诸国勾招进奉……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各处赐之。”这表明:北宋初,政府就派出众多的特使,持皇帝的“敕书”,前往诸国去宣传宋政府的对外开放,“勾招”外商来中国贸易。同时,宋代专管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也有派遣官员出国去招徕外商的职责,如福建路市舶司就于崇宁二年(1103年),派刘执等官去罗斛、占城“说谕招纳”,扩大与占城、罗斛国的经济贸易。 为保证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唐宋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招诱安存”外商的措施办法: 1.欢迎、犒劳外商。前引唐文宗“疾愈德音”诏说,对外商要“接以仁恩、使其感悦”、节度使要对外商“常加存问”,说明唐政府对外商来华贸易是热忱欢迎的。《全唐文》卷515载王虔休《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说:“今年波斯古逻本国二舶顺风而至,亦云诸蕃君长,远慕望风,宝舶荐臻,倍于恒数。臣奉宣皇化,临而存之,除供进备之物外,并任外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王是唐主管地方的官员,他“奉宣皇化,临而存之”,实际上是代表唐王朝亲自去对外商来华表示欢迎、慰问。 宋代,对外商来中国贸易欢迎、犒劳的措施是很突出的,据朱或《萍州可谈》卷2载,外国商船驶抵广州尚有七百里的溽洲时,巡检司就派人上船表示欢迎,“馈送酒肉”,并护送外商船到广州。在外商来中国的时节,宋政府还派特使进行抚问犒劳,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广州蕃商凑集”,宋真宗特“遣内侍黄敦信驶驿抚问犒设”。②每年发舶月份,宋政府还动支官钱,排办筵宴,由市舶司及地方官员宴送诸国外商,以示朝廷招徕外商的厚意,欢迎外商次年再来。 2.优待外商、创造外商来华贸易的条件。唐政府对外商舶船“除收舶脚进奉外,任其往来通航,自为贸易”、“除供进备之物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的优惠外商措施,吸引了众多的外商到中国来贸易。在唐代,许多大食、波斯、中亚、南洋诸国及日本、新罗商人长住中国,从事贸易。唐政府在广州、扬州、泉州、明州、楚州、洛阳、长安等地都设立“蕃坊”,作为外商居住区,并设蕃长。蕃长从外商中选拔产生,经唐政府任命,负责外商事务,帮助唐政府招徕外商。在法律上,唐政府对外商也有特殊待遇,《唐律疏义》卷6明文规定:“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同类自相犯者须问其本国之制。”即以外商本国的法律处理外商间的案件。唐政府还注意尊重外商的风俗习惯,比如广州就设有回教教堂,供回商礼拜。 宋代除在外商集中的城市,仿唐设“蕃坊”外,又在通商口岸创办了招待所,如杭州有怀远驿,明州温州有来远驿,招待来中国贸易的外商。对来中国贸易后不归、或长期留居中国的“住唐”外商,宋政府允许他们与中国女子通婚。为解决“住唐”外商子女的教育问题,则专门设立“蕃学”,以方便外商子女入学,如北宋师孟知广州时,就大兴“蕃学”,“诸蕃子弟皆愿入学”。为保证外商贸易的正常开展,宋政府在通商口岸建“蕃市”,以方便外商经营。他们到宋后,纳税后余下货物可以在市舶司所在地区内“举民间交易”,要到内地交易的,则由市舶司发给文券,即可通行,如宋哲宗元符年间,外商所余货物就贩运到了汴京和其他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