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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为耜，揉木为耒”以获取“耒耨之利”，中国农业经济从这里发端；神农又教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说卦》），中国商贸经济从这里滥觞。此外，伯益兴畜牧养殖于此；蚩尤兴冶炼铸造于此；修兴舟车制造于此；天材地利，多所开发。齐地作为渔猎业、农业、商业贸易以及畜牧、冶铸等业的发祥地，其经济开发与发展，源远流长。 从禹平治水土历于三代，齐地温湿适度，又滨海、依山而临河，沃野千里，泽薮遍布，泽枲山麻，土地宜桑，既是桑蚕的始源地，且多莞蒲鱼盐之利。多天材，饶地利，是齐地经济得以长足发展的自然条件。 太公封齐建国，因俗简礼，保护并鼓励了社会生产力，保护并促进了传统经济项目的发展。但鉴于当时齐地经济发展而不发达，太公在原有基础上因地制宜，开发新资源，开辟新财源，齐国很快得以富强。桓公、管子继承发展了太公的经济政策，以富民强国为首务而致五霸之盛。田齐威王，宣王恢弘变通了太公、管子富强之道，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使临淄成为“五民俱”的东方第一繁华都会。 太公的经济政策 “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说苑·建本》）“武王问于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矣。’曰：‘爱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败，生之而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若，喜之勿怒。’”（《说苑·政理》）——富民与爱民是太公治国“为天下”之道，是太公仁政的核心。而富民又是根本。“故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文韬·守土》） 太公为姬周王朝设立了“九府圜法”，规定了太府，泉府等九个专掌财币的部门及其职权，保证了钱币的均衡与正常流通。九府圜法确立了周朝的经济制度，同时开启了齐国富强的端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就是太公富强的总方针，并使齐国经济称绝于列国而长盛不衰。 太公以农、工、商为国家的“三宝”：“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全则谷足，工全则器足，商全则货足；故“三宝各安其乡，民乃无虑……三宝完，则国安。”（《文韬·六守》）因此，农、工、商俱备、“三宝”并重才得民富国安。 太公强调重农。而重农务在“必使遂其六畜，辟其田野，安其处所。丈夫治田有亩数，妇女织纴有尺度”，这才是“富国强兵之道”。（《龙韬·农器》）太公初封齐，齐多盐碱地，谷物产量低，民多外出谋生，经济萎缩萧条。当时的齐国，如浑金，如璞玉，如处女地。浑金有待于冶炼，璞玉有待于雕琢，处女地有待于开发。面对这种国情，太公采取了如下富强方针。 太公把“大农”序于“三宝”之首，可知他没有放弃农本思想。上述育六畜、辟田野、安民居等都是重农方针的贯彻实施。《周官》说：齐地盛产麦、稻、黍、稷等谷物而以禾麦著称。因此《说文》说：“齐以盛产禾麦而得名”。虽然《说文》之说未必可信，但参证《周官》等记载，太公封齐，齐地农业及工商业得同步发展，则是太公经济思想的实质，否则，《周官》和许慎氏不会无端发此奇想。 重农的同时，更突出了“大工”、“大商”的作用。太公首先继承并大力发展传统的桑蚕丝织业，鼓励妇女养蚕纺织、缝纫刺绣，促成了齐国桑蚕丝织业的空前发展，并使齐国“冠带衣履天下”。以此拓宽了齐国的经济来源，并肥灌于历代，使齐国成为中国最早的经济开发区。 自西周迄于魏、晋，齐地常是桑麻丝绸的主要产地。《列子》：“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寝以居之……简郑卫之处于娥媌、靡曼者，施芳泽，正蛾眉，设笄珥、衣阿锡、曳齐纨”以服侍“化人”。按“锡”为细缯或布。“阿锡”即齐国东阿出产的细缯。可知阿锡、齐纨早在西周初即为至名贵的珍品。汉代设三服官于临淄、主制天子之服，或名“衮龙之服”：春献冠帻为首服，冬献纨素为冬服，夏献轻绡为夏服。故知绡、纨素和轻绡等均为齐地丝织品的名牌产品。齐三服官每岁进上衣物十笥，但“作工各数千人”。于此又可见齐地刺绣、缝纫业规模之大、分工之细。——由齐地世传的巧匠，用齐地特产的丝绸、专门精制帝王的冠服，正是“劝女工、极技巧”、“冠带衣履天下”的遗风。汉人有“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的歌词，正唱出了“齐纨”在天下丝织品中独领风骚的高格。 从西周到晋代，齐地丝织、刺绣作为经济之花，独秀于天下，久负盛誉一千多年。到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南迁、齐地丝织、刺绣大户也大都被迫南迁，侨寄于江左。从此，齐地传统的丝织、刺绣技术随之移植到了江南。由于侨乡中原士族的提倡与推广，由于江南长约三百年的相对安定，齐地南移的丝织、刺绣技术得在江南各地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后，日益发达的苏、杭等地的丝织和刺绣，溯其始源，正是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