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作为中国历史上继物物交换之后最先出现的货币，从夏商时期至秦就已在中原地区广泛用作商品交换的等价物。秦代统一币制，贝币在中原地区退出流通领域之后，云南长期仍以为主要商品交换媒介，直至1648年大西农民军“铸兴朝钱，禁民用贝”（注：《新纂云南通志》卷六。）后，云南货币制度才逐步与中原统一。从考古发现及古代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海贝从战国时期即在云南用作货币。（注：详见杨寿川：《云南用贝作货币的起始时代》，载《思想战线》1981年第5期。）唐宋以后，史籍中便大量记载云南使用贝币的情况； 延至元明，云南使用贝币达到兴盛的时期。明末清初，由于商品交换的规模与范围日益扩大，价值微贱的贝币不再能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逐渐丧失了货币机能，于是，一种货币形态更为完整的金属铸币——铜钱，便借由大西农民政权的力量，起而代之，而贝币则“皆毁去”；顺治十七年后，贸迂交易，则惟钱是用矣”。（注：《新纂云南通志》卷六，大事记第13页。）关于云南长期使用贝币的原因，本文拟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云南社会经济发展极其缓慢，自然经济始终作为社会经济的主要经营方式。这种适宜价值不高的非金属货币流通的社会经济土壤，造成了贝币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在云南，就人们公认其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白、彝、傣、纳西等少数民族来看，除白族在公元十世纪大理国时期建立了封建领主庄园制外，其余皆在元、明之际才陆续进入封建领主制经济，而其它民族的经济发展程度较上述各民族更为低下。就社会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农业而言，到鸦片战争之时，云南的基诺、独龙等民族以及布朗、傈僳、德昂、景颇、佤、怒、纳西等族的一部分，尚处于原始耕作农业时期；而普米、哈尼、拉祜、阿昌、彝等民族则处于粗放耕作时期。由于“农业劳动不仅对于农业领域本身的剩余劳动来说是自然基础……，而且对于其他一切劳动部门之变为独立劳动部门……也是自然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22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即各民族的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与他们的农业的发展程度大体相适应，所以古代云南的社会分工很不发达，商品交换十分落后，在此情况下，贝这种十分细碎、形小质轻的货币，便很适宜充当这种简单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腾越州志》曾这样记载：“海贝一索值银六厘，而市小物可得数十种，故夷民便之。”（注：转引自杨寿川：《论明清之际云南“废贝行钱”的原因》，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按贝币的计数单位，一索为80枚海贝，（注：详见杨寿川：《云南用贝作货币的起始时代》，载《思想战线》1981年第5期。）以80 枚海贝即可买到数十种“小物”，足以说明贝币能适应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商品交换的需要。另一方面，贝币具有天然单位、坚固耐磨、便于携带等特点，自然比其他货币更符合少数民族流通的需要。有材料记载：嘉靖二十七年，临安卫董千户下舍丁董一言，半其一所楼房出卖给百户新军丁钟大用等，”议作时价纹银二十四两重，其银恐有杂色，不及银水，每两估时值海贝九十卉，共该贝二千一百六十卉整。”（注：马德娴：《明嘉靖用贝买楼房契纸》，载《文物》1963年第12期。）可见，当时人们宁愿接受“简易不欺”的贝币，也不要“恐有杂色”的纹银这种更高的货币形态。 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货币的五种职能之后，目前理论界有人提出：货币具有第六职能，即粘合社会的职能。（注：详见王忠国：《货币职能的新发现及其现实意义》，载《金融参考》1997年第5期。 ）此观点认为：任何一个独立的或统一的国家或地区，无一不是执行自己的、独立的、统一的货币制度。货币的粘合社会的职能就是其巩固政权、促进经济交流、发展的职能。 从云南历史上看，战国时庄蟜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刚刚进入阶级社会的滇国在政治上即表现出独立性。秦统一全国后，曾修筑“五尺道”以通“西南夷”，但政治上尚未及插手，史料中亦无明确记载。两汉时，中央王朝虽先后在云南设“益州郡”、“永昌郡”，但行政上的管理很微弱，史载汉廷曾“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注：《史记·西南夷列传》。）故滇王仍是实际上的统治者。两晋到隋末，中原地区王朝相继更迭，战乱频仍，因而对南中地区的统治亦时有废驰，云南实际为爨姓所统治。而南诏、大理国则无疑是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地方王国，虽与中央王朝有时断时续的臣属国关系，但中央王朝不能干预其内部事务，故其政权上的独立性达到秦汉以来的高峰。入元以后，中央王朝加强了对云南的治理，在云南设立行省，但继承了历代封建王朝“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所分封的各路、府、州、县长官几乎都是原来的部落首领大奴隶主及封建领主。迄于明代，明王朝沿袭元代的土官制度并加以发展，在云南共设置了二十个世袭土知府、四十个土知州、知县和几十个巡检司；（注：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247页。 ）边疆僻远之地共设置了三个世袭宣慰使、九个宣抚使、七个安巡抚和三十个长官司，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土千总、土把总、土总管、土寨长、土驿承和土头目。（注：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247页。 ）元明时期这种庞大的土司政治网络构成了云南社会的政治支柱，它使得云南地区虽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中央王朝，但在政治上却表现为相对的封闭性与独立性，这种特质决定其在货币制度上也表现出地区性特征，即独特的贝币流通为主，金、银等为辅的状况。据《元史·世祖本记》载：“至元十九年九月已巳，定云南赋税用金为则，以贝子折纳，每金一钱，值贝子二十索。”按元制，各省赋税均以征钞锭，而云南则独以金为准，用贝币支付，足以体现其货币制度的地方性。明代贝币流通的记载则更为多见，如：“海内贸易皆用银钱，而滇中独用贝，……俗民日
”；（注：《滇略》卷四“俗略”。）“云南币制……海贝通行最久，下逮元、明，犹不能废”；（注：《明史·食货志》。）“明祖诏许云南以海
折纳秋粮，英宗宪宗两朝，又均准兼收
子，是云南当日始终
多钞少也。”（注：《新纂云南通志》“币制考”。）并且贝币的流通范围也扩展到多方面，不唯用以民间交易及政府赋税，还用以支付贵族、官员的薪傣、民间借贷。如：正统二年十月，行在户部奏：“云南系极边之地，官员俸除折钞外，宜给海
、布绢、缎匹等物，……从之”；（注：明《英宗实录》卷35。）贝币借贷契据在解放后仍有所发现，反映了民间的普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