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北方的农业耕作方式是有争议的课题。李亚农、李剑农、傅筑夫和蒙文通等先生鉴于人口骤减和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认为以粗放为主，是历史的大倒退（注：参见李亚农《周族的氏族制和拓跋族的前封建制》（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及蒙文通先生的论文《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其学术思想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1957（4））。 ）。农学史家缪启愉、唐启宇和梁家勉等先生认为均田制实施后转向精耕细作，或局部地区如坞堡内为精耕细作（注：参见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笔者认为以精耕细作为主。恰值高原同志对此问题兴趣甚浓，当时的一些思索大都为其采纳（注：高原：《魏晋南北朝北方农业耕作方式与人口关系之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1）。），但尚有余义， 故撰此文，就教方家。 一、人口密集分布和精耕细作的关系 自春秋战国起，我国农业生产中精耕细作方式便逐步形成，秦汉时发展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优良传统。这与人口的密集分布、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形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国虽然幅员辽阔，可耕地甚多，但是由于自然的、历史的、经济的诸多因素，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在可耕地上人口平均分布的现象，而主要是人口的密集分布。因为自有人类起，个人只能依赖群体和社会才能生存。离群索居固然有，也必然与社会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自然条件越好的地区，开发必然越早，经济越发达，人口也就越密集。众所周知，人口规模必须和社会所能提供的食物量成正比，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只能由当地的农业生产来解决，于是经济较发达、人口较密集的地区，有限的土地资源养活众多人口的矛盾便日益突出。在封建时代，个体小农发展再生产的能力微乎其微，安土重迁又是其主要的特点，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各种封建律令的制约下，他们极难扩大耕地，残酷的现实逼迫他们在现有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采用集约化的耕作方式，力求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中原地区所以成为我国农业生产中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发祥地，《史记·货殖列传》可谓一语中的：“土地小狭，民人众。”李悝将战国时期形成的精耕细作方式归结为“尽地力之教”，强调的不是扩大耕地面积，而是在百亩之田上的“治田勤谨”。由此不难看出人口密集分布与精耕细作之间的关系。要而言之，在封建时代，人口的密集分布，对农业生产中精耕细作方式的形成和普及，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耕作方式一旦为人们发现和应用，就成为既得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为人们继承和发展，决不可能放弃，这也是一条历史规律。魏晋南北朝虽然人口骤减，也不可能违背这个规律。更何况中原的人口分布，以两种特有的形式比两汉更为密集。 其一，大量人口被掠徙到各割据政权的腹心地区。由于人口骤减，为确保奴役对象和兵源，各割据政权或势力无不千方百计掠徙人口，有的统治者竟至“惟以掠户为务”（注：《晋书》卷126 《秃发利鹿孤载记》。），致使本时期的人口掠夺史不绝书，比比皆是。有关于此，论者甚多，此处不赘。需要强调的是，此时人口掠夺并不以掠向其统治区为满足，而是力求掠向其统治的腹心地区。如曹操基本上统一北方后，仍不断逼迁各地人民到三魏和洛阳。北魏统一北方时，大量人口被掠向平城。魏孝文帝迁都时，并不因为平城是其故都便听凭民众留居原地，而是力求将他们全部迁到洛阳（注：《魏书·李平传》：“代民至洛，始欲向尽。”）。即便当北方人口已超过西晋总人口的两倍时，这类掠夺还在日复一日地进行。如高欢尽管有效控制着洛阳，一旦他决定都邺时，洛阳周围40余万户便被逼立刻狼狈就道。周武帝灭齐，并州四万余户被掠到关中。等等。由此使个别地区人口的密度超出了人们的意料。如匈奴汉国统治下的平阳周围，集中了43万户左右汉族和20余万落各少数民族人民（注：《晋书》卷102《刘聪载记》。）， 几近西晋全盛时北方人口的一半。后赵统治下的襄国和邺城周围，人数超过了数百万（注：《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传》。）。 邺城自本时期起就是人口较密集的地区，高欢还是将洛阳40余万户安置在邺城以西百里之内（注：《魏书》卷12《孝静帝纪》。）。 其二，大量人口被迫集中于坞堡。在长时期战乱中，个体农民极难生存。《三国志·魏书·杜袭传》的记载相当典型：“为西鄂长，县滨南境，寇贼纵横。时长吏皆敛民保城廓，不得农业。野荒民饥，仓庾空虚。袭自知结恩于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业，留丁强守备，吏民欢悦。”此类因战乱“不得农业”，在十六国时期及北魏末年也是如此。象杜袭这样一面组织生产，一面武装保卫的官吏，可谓凤毛麟角。更多侥幸活着的人民只能在大族或本族豪酋的率领下修筑坞堡，凭借坞堡亦耕亦战，求取生存的权利。大量人口被迫向坞堡集中。从汉末起，北方坞堡便星罗棋布，史籍所见“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不惧熏烧”（注：《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的现象， 就是指此而言的。直到北朝后期也无多大改变：“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注：《通典》卷3《乡党》。）当时的坞堡，大的在五千至万户之间， 中等的在千至五千户之间，小的也不下百户或三五十户（注：《魏书》卷53《李冲传》、卷110《食货志》。）。被迫集中到坞堡的人民， 从事生产时也不可能远离坞堡，否则性命难保。他们“考功庸，计丈尺”（注：《晋书》卷88《庾衮传》。），垦地的紧缺简直已达寸土寸金地步。各割据政权统治腹心地区也好不到哪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