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经济增长问题需纳入中长期发展战略的视野 从1981年至1996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其中1993—1997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在此期间，我国政策调控的目标主要是抑制过热，经济扩张的增长动力似乎总是自然存在的。这一经验过程及当时认为“21世纪亚洲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样的乐观估计掩盖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大量积累的诸多矛盾和不利因素。 在80年代初期以来“翻两番”战略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持续增长，主要支持因素为以下若干方面。一是在农村经济关系调整推动下产量一度大幅提高的农业和在“六优先”政策支持下大发展的轻纺工业。“六五”期间，是轻纺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带动国民经济走出了“第二次大调整”的谷底， 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从1981年的4.4%提高到1985年的12.8%。 二是在对“瓶颈”产业政策扶持下迅速扩张的基础原材料工业。我国的钢产量从1980年的3712万吨提高到1997年的10757万吨，17年间实际产量增长了190%。三是受惠于“七五”期间贯彻实施“梯度发展战略”和其他改革措施而发展起来的“特区经济”和东南沿海区域经济。其中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 个经济特区在1986年至1993年间每年增长速度达25%—30%。四是从“七五”开始“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大发展。到1990年底时，我国乡镇企业个数达到1850.40万个，企业总产值占全社会总产值比重达到22.27%，固定资产原值达到2202.0亿元。五是“八五”期间外向型经济的快速拉动。1995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40.33%， 当年贸易顺差达166.9亿美元， “八五”期间实际利用外资额累计为“七五”同指标的3.48倍。六是伴随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从几乎空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家电产业。我国目前的冰箱、洗衣机、彩电生产能力和实际产量均已居世界第一位。但到“九五”初期，上述增长支持因素，由于潜力经过不断挖掘，对新的增长过程的支持能力或者已相继弱化甚至消退，或者需要调整与再积蓄力量。从深层次说，增长动力不足的隐患已经潜在。 当然，“九五”计划并非对新的增长支持因素没有安排。但在1996年和1997年，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汽车与房地产等新支柱产业成长、规模经济与集中化、股市大规模扩容、通过“破产兼并”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债务负担等战略措施大多未能实现预期目标。此时，远比短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缺陷更为深刻的增长危机已经在深层次形成。 1997年年中，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与此同时，各种内外矛盾的积累使我国原有战略的许多内在缺陷集中暴露出来。1998年，我国国民经济面临的是国际环境、外贸、引进外资、支柱产业、乡镇企业、特区经济、消费市场等几乎所有增长支持因素的前景均不乐观的增长形势。显然，我们需要讨论的课题已不仅仅是1998年能否确保8%， 而是国民经济能否避免走向衰退和实现长期繁荣、稳定。 当前，一些专家已将增长问题纳入了中长期战略研究的视野，目前的探索主要集中为3个方面：一是中国能否突破“20 年连续高速增长极限”的国际经验；二是在中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良性波动期间是否应控制在7%—12%； 三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格局是否已出现了从“通货膨胀拉动”转变为“通货紧缩压抑”，是否已进入“次高增长”阶段。人们已经注意到，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短期政策来实现中长期战略目标。 实现中长期战略发展过程的增长，关键是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即人们常说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增长动力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新一轮生产手段的彻底改造。工业化过程，最根本的发展任务是用机器取代手工劳动，对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推动力量是生产手段的彻底改造。应当大声呼吁，中国还远没有走完以生产手段改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在“翻两番”战略中，由于资金与成本限制，我国许多产业发展较多地采取了倚重初级技术、适用技术的技术构成选择，主要表现为大量引进二手设备、接替发达国家淘汰产业等。当前，一方面这种低度化的技术构成已明显成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基本原因；另一方面，“21世纪谁来武装中国”的问题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目前。当我们借鉴“罗斯福新政”的时候应当注意到，从根本上带动本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走出“过剩危机”的是产业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可以说，在我国重要基础产业实施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战略正当其时。 第二，竞争主导下的资源优化配置。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本质含义，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另一方面是依据效率、效益原则对资源实行优化配置。资源优化配置是竞争的结果。在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资源优化配置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主要产生于3 个方面：一是区域结构调整和区域间分工关系的重组；二是利用规模经济过程中的集中化；三是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多种所有制发展过程中国民财富利用效率的不断提高。 第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整治。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明显地走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生产领域的效益提高已极大地依赖于外部环境的改善。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外部性”的低效率不仅使追加投入的边际效益急剧下降，而且也严重抵销了企业内部设备与管理改进的作用，并使存量资产的利用效率不断趋于下降。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整治是一个包括交通与通讯条件改善、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灾害防避等多方面内容的广义范围。可以预期，基础设施大规模整治过程将不仅是巨大投资需求的产生过程，而且将是存量资产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城市化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过程，社会分工关系不断优化重组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