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对西方文学批评及其理论影响最大的学科，莫过于语言学了。文艺学界目前就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的“语言学转向”这一特征，基本达成了共识。然而，这种转向实际上应该分为两个阶段，前者可以说是语言学阶段，而后者则是转向话语学阶段，这两个阶段具有质的区别，后者还没有完成，只是刚刚开始。如果说20世纪西方文论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的话，那么这种转向从根本上说是由语言学转向话语学。 按照一般已经习惯了的说法，自从索绪尔在本世纪初提出“共时性”语言学之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界就形成了一股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文学问题的批评倾向。这种倾向在五、六十年代以前的基本特征是企图像语言学研究那样，用科学研究的方法，来研究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寻找文学形式构造的内在规律性。我们把这样的文学批评称为文学语言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便是这种文学语言学批评发展到极端的代表。 在60年代以后，西方理论界已不满足于仅仅运用语言学的方法来阐释文学现象，而且还从哲学等理论基础上对语言本身进行了重新阐释，努力从根本上变革亚里士多德以来形成的传统语言观。语言不再被看作只是反映主观思想和客观自然的一面镜子，不再只是人与人之间交际的工具，语言自己就是主体。语言更主要地被看作是一种具有本质意义的“存在”，语言学的理论模式被作为一种新的认知范式，一种参照体系。人们已由“人在说话”的观念，转向了“话在说人”。 这种对传统语言观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及其理论。如果说在本世纪前半期，西方文学批评得益于“语言学转向”，使得文学研究更加科学化，对文学对象的把握更加确定，那么到了本世纪的后半期，这种“转向”由于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得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学语言学批评所确立的研究对象的“确定性”，变得“不确定”起来，甚至连“语言的表征”都产生了危机。人类文明赖以依存的载体变得不可靠起来。当代西方的文学批评，特别是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批评陷入了自我解构的困境。这便是文学话语学批评产生的开始。 一、区别：语言学批评与话语学批评 语言一般被看作是一个由一整套固定的语法规则构成的完整体系。确定性、清晰性、规律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话语则是能够表达一个完整意义的言语。话语意义的确定不仅要取决于话语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境所决定的。语境的构成包括对话者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心理状态、文化修养等因素。因此相对于语言来说，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非规律性成为话语的一些主要特征。 在我们看来，从广义上说，长期以来，西方的文学批评及其理论几乎都是像研究语言那样来分析文学创作的。在20世纪以前人们比较普遍运用的方法是从作品的产生、渊源等方面进行历史性的考察。进入20世纪以后，人们在注意创作研究的同时，把注意力更加转向作品本身以及读者。然而，无论是以创作为中心，还是以作品或读者为中心，人们对于作家或作品的研究，都是努力运用科学研究的方法，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分析，来加以论证、归纳、演绎，从而寻找到该作家或作品中的某种确定的因素。例如，这部作品的艺术特点是什么，这位作家的创作风格是现实主义的，还是现代主义的，等等。 从狭义上说，文学语言学批评就是上面已提到的，运用索绪尔的语文学研究方法来分析文学问题。这种方法把研究对象一分为二，然后强调其中一个较为确定的方面。例如，把语言（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语言或文学自身的规律性研究）和外部研究（语言或文学与外部的关系研究），注重内部研究；再把内部研究分为语言体系（文学体系）研究和言语（具体作品）研究，强调前者，等等。这种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寻找研究对象的共性，排除其特殊性，努力构造出研究对象的体系性。因此它较广义上的文学语言学批评方法，更重视确定性研究。 确实，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在创作中往往都会表现出一个贯穿其整个创作生涯的、相对确定的主旋律。文学研究的任务之一，也就是要把握这种确定的主旋律。然而，这种主旋律所包含的确定性又是相对的，极不稳定的，而它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却是绝对的、永恒的。这首先是由文学创作本身的载体所决定的。任何一种文学创作，无外乎都是通过语言文字记载或口头流传下来的。语言本身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表征符号，而符号的意义并非本身自足，它只是在与别的符号形成对立和差异时才显现出来。一个符号可以和无数个别的符号形成差异，所以符号的意义也就在无数差异的对立关系中变得不确定起来。 载体自身的不确定性必然导致创作的不确定，更何况文学语言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征——虚构性。这种创作的不确定性必然会导致批评的不确定性。研究一个作家的创作，从横向上看，要联系其他作家的创作来考察；从纵向上看，又要受制于该创作形成的历史背景、作家个性、写作动机等因素，而这两方面研究的深度都要受研究者本人水平的影响。因此，我们说某个作家的创作形成了某种相对稳定的主旋律，这种说法只有处在这个纵横交错的坐标系中才有意义。 显然，文学语言学批评企图把握创作的确定意义，其实是难以办到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文学话语学批评则不同于文学语言学批评，首先由于它对语言主体性的认识，不再把文学作品当作作家声音的转达者和完全被动的研究对象，而是独立存在着的、能够与读者对话的主体。其次，在文学话语学批评看来，话语（文学作品）意义的确定是与语言环境（创作环境和接受环境）密切相关的。所以文学话语学批评采用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对话批评方法，从根本上力图提供给读者的不再是某些确定的观点和结论，而是一个由多种对话组成的话语语境。读者可以在所提供的各种话语中作出自己的选择。这种批评是开放性的，读者的活动也成了批评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