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人类创作诗的历史，从中国的《诗经》（纪元前11世纪至6世纪）算起，至少有三千多年；关于诗的理论，从希腊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纪元前4世纪）至今也有二千四百多年。不论东方或西方，在这两三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诗风和诗观在各个时代一脉相承但也同时展现出不同时代的风貌和观点。要而言之，诗史发展的规律，不外乎是“穷则变，变则通”的通变过程，而其中却有其亘古不变的本质。日本俳句诗人松尾芭蕉，(1644-1694)在论及俳句的发展时提出“不易·流行”的理念。所谓“不易”是指超越古新的不变本质，而“流行”是指相应于时代的一时通变。这两者并非绝然对立，而是互为表里，呈现出历史发展过程中动与静的两面。就动的一面而言，在于求新求变，因而呈现出与时俱变的流行性；就静的一面而言，流行一时而为时代所接受的，在本质上必然具有超越时空的不易性。因此，“不易”和“流行”是一体之两面，而其根本的一体，亦即俳句的本质，芭蕉称为“风雅之诚”。芭蕉俳句的根本理念虽有种种解释，以我的了解而言，“诚”者，心中的真情，意味“诗言志”，亦即诗在于表现心中的真情；而“风雅”意味艺术的表现风格，亦即诗的语言表现不能没有艺术性。诗的本质在于“言志”；而所谓“言”，意指语言的艺术表现或者表现的艺术技巧。因此，“风雅之诚”可以解释为诗或俳句乃是心中真情的艺术表现。（注：关于“诗言志”的解释，我在其他文章中已有论述，参见汪景寿等著《寻美的旅人——杜国清论》一书。） 进而就诗的基本结构而言，“言”与“志”是构成“诗”的两大要素。前者指表现手法，后者指表现内容。“志者，心之所之。”因此，诗所表现的不外乎心动时产生的七情六欲，亦即诉诸感性和知性的一切心灵活动，包括感觉情绪和精神思考。诗的表现技巧和表现内容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其变与不变的因素，而每经一变往往需要数百年。就表现技巧而言，从《诗经》的四言表现到汉代《古诗十九首》五言诗确立（2世纪），这中间经过了800年。从汉代古诗到唐代律诗的形成（8世纪），也经过了600年。就表现内容而言，中国诗中悲叹生命的哀调，不见于《诗经》；根据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观察，要到东汉末年才真正出现。从唐诗到宋词诗情的演变，或者从婉约到豪放词风的转移，也都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本文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追述中国诗史中关于表现技巧和主题变迁的轨迹，而是想在主题和表现技巧“通变”的诗史发展规律中，对今后21世纪汉诗的发展提出一些看法。 我们都知道，人类在过去这一世纪中经历了未曾有的战争和科技所主宰的生活方式。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尽力避免另一次大战的发生，可是科技的不断发展，从工业革命到电脑革命，一步步在改变地球的环境和人类的生活方式。在这20世纪末，人类面临着许多未曾有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战争和现代工业对自然的破坏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的危机，以及科技所带来的日趋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国际问题。人与自然或地球环境如何共存，复杂的社会和国际关系中多元文化与异文化间如何互相理解和融合，以及科技的急速进展和世界化所带来的对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的冲击如何调适和顺应等等，都是21世纪人类不能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21世纪的诗人对科技、社会、文化、环境所产生的这些新的问题是不能视若无睹的，也必然在诗中表现出因应时代的感受和思考。对这些问题的关怀和思考必然产生出新的创作主题和表现内容；诗的表现方式由于受到科技所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的影响，也必然产生出新的创作技巧和诗观。本文探讨的重点在于后者，亦即，由于最近（1995年）开始席卷全球的国际网路(Internet)势将改变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因而可能产生出的一种新的国际网路诗学(Internet Poetics)。 前面说过，诗史的发展有其变的一面也有其不变的一面。变的一面表现在表现技巧和创作主题上，而不变的一面在于诗之为诗的本质。因此，对于诗的本体结构和本质样式，不能不加以探讨。归根结底，诗是什么？诗存在哪儿？诗的存在条件是什么？人类为什么需要诗？诗有什么用？这些问题都以“诗是什么”的看法为前提。我的基本诗观在于上述“诗言志”这句话中，而将芭蕉俳句的根本理念“风雅之诚”作为“诗言志”的一种解释。诚者，心言一致。所谓“风雅之诚”，意指诗是心言一致的艺术表现。因此，诗在结构上最根本的要素有三：心中情志，语言文字和表现技巧。在这三种要素中，诗人所感所思在创作之前只是作为表现对象的个人感情，一经诗人匠心独运创造成诗时，随即转化成表现内容的艺术感情。这个转化过程，亦即艺术的创造。写诗是一种创造的行为，而将个人所感所思的情志转化成具有普遍审美价值的艺术感情，需要高度的创意和技巧。在诗的创造过程中，表现手法往往比表现内容更富有创造的可能性。主要的原因是，人类的经验古今中外都大同小异，而诗的表现方法却是篇篇不同，人人迥异。然则，诗的艺术表现或者表现技巧，到底又有怎样的结构呢？让我们进一步探讨艺术与创造的表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