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人类文学思想，俄国贡献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形式主义批评；英美贡献了新批评；法英贡献了象征主义文艺思想；德法贡献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美学思想；奥地利、瑞士、英国和加拿大贡献了精神分析文艺观和原型批评；德国和美国贡献了文化符号学；瑞士、捷克和法国贡献了结构主义；德法美等贡献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美国则可以说是本世纪几乎所有这些文艺思想的集散地，而晚近，它和法国则主要贡献了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 那么，中国贡献了什么呢？ 当然，20世纪是中国向世界初步打开大门的一个世纪，一个久未出门，营养长期不良的体弱之躯，忽然一下子要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各式各样的信息养料，必然是要消化不良，直到这世纪末，我们的基本状况还是消化不良。胡适说，我们中国的“第一次西化”，吃印佛之大菜，吃了一千年，始消化融通，功成圆满，并结出果实；那么我们今天要进食的是整个地球的无数大菜小菜，虽说各种条件已今非昔比，但一百年功夫，也总还是太短。 回想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国门初开，一片的惊奇与闹嚷，各种呐喊与论争，各种主张与尝试，生机与燥乱齐飞；四、五、六十年代，一切又嘎然而止，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渐渐定于一尊。平心而论，我们在这一方面，是下了一些功夫，做了一些研究，有过一些实践的，但一方面由于战争和政治运动，另一方面信息中断，使我们的研究即使在这一方，也长期处于一种闭锁、停滞的状态。及至于七、八、九十年代，国门重开，新概念、新方法、新观念轮番轰炸，前现代与后现代，西学与中学，唯美的与唯政治的，当下关怀的与终极关怀的，各家各说，各执一端，多少是有些无序，让人不适，尤其是让后学无所适从。 大概正是有鉴于此，近来便有人在谈论寻找本土话语的问题。意见多样，但总的意思是：要找回中国的传统话语，借鉴西方多种话语，整合出今天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 整合与建设，还有一个立足之点的问题。我总觉得，在这类呼唤中，很容易隐藏着一种文化上的小农意识。 我想，整合与建设是必须的，寻找本土话语也是对的，但若只是想“师夷之长”后，结合自己的老习惯，做一个只适于自己的，面面俱到的大一统的什么体系，那意义是十分有限的，甚至是有害的。其害处至少有二：一是没有根本性的进步，仍是小农意识；二是死抱住大一统的体系梦不放，捆住自己手脚，进一步妨碍自己的发展。大一统的体系梦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做到尽头，要紧的其实只是在世界性的文学潮流中贡献自己能贡献的。 在文学思想的开展上，我不赞成本土本位，本土本位往往只是传统本位，我认为应是发展本位。人类文学思想的发展，这是本位，各民族的独特贡献都是支流，都将汇入绵长的人类文学思想之河的总体走势中。 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弃旧迎新，批判汲取，成绩无疑是巨大的，但也有几个误区，似乎至今仍未根本走出：其一是唯洋是举，食洋不化；其二是小农意识，传统本位；其三便是大一统的体系梦。 有鉴于20世纪的经验与问题，我以认，下一世纪我们该做的是： 第一，加入队列，加入到世界文学潮流和人类文学思想发展轨迹中去，对地球上一切已有的文学思想，不管是什么国家的，无论是哪个角度，采取学习、消化、发展，并参与对话的态度。 第二，在国际文学思想的大背景下，寻找我们自己可能承担的角色，做出我们可能做出的贡献。 这不是急于求成，这只是一个有效的基本立场，这一立场将保证我们具有充分开放的心态，向外汲取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更能保证我们具有充分自信的心态，勇敢地去开拓文学思想的新的天地。 至少有三个条件，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能够做出自己独特贡献的重要依据： 首先，我们国家目前正处于一个前现代的国情和一个后现代的国际背景之下，其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矛盾，也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张力，这便既是一个巨大的危机，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机会，特别是一种进行创造性整合的机会。 其次，我们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上众多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发展中情境是目前最重要的国际性现象之一，而发展中情境必然需要相应的文学思想，在这方面做出探索，便既是入列，亦是贡献。 再次，我们有着悠久的，深厚的，优秀的和独特的民族文学遗产，其中无疑有许多可以为今日人类重新发现，并充分发挥的至为珍贵的因素。 我深信，21世纪我们将成为在人类社会的文学事业中做出了自己独特贡献的自豪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