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以比较研究的方法，立足原点，溯源式地考察中西诗学的入思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在此，我将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个案作为走上此一考察的道路，最后将联系到传统生存价值论来思考相关的问题。 “诗学”作为一种历史遗产，其发明的年代至少可以追溯到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即柏拉图和孔子的时代，依雅氏之见，人类几大文明史几乎是由轴心时代几大思想家的原创之思所规定的〔1〕。 雅氏之言虽过绝对，但基本属实。 碰巧的是，本文选择的几位人物除荷尔德林外均是轴心时代的思想大家，而荷尔德林所言亦是前柏拉图时代隐含于荷马等大师歌吟中的诗思，故而亦可算是对原初之思的复述。 一、孔子删诗与柏拉图非诗 关于“孔子删诗”和“柏拉图非诗”，人们论说已多，但将二者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研究，并提示其对中西诗学建构的意义则不多见。 首先要指出的是，将“孔子删诗”和“柏拉图非诗”这两桩事情连在一起的是其相似的深层动机和目的：道德理性教育以治乱救世。 孔子生逢乱世之春秋，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所谓“弑君三十六，亡国七十二”。以孔子之见，“乱”之为“乱”，其外在于“礼崩乐坏”，一切既有的“节”、“度”、“序”均已大坏；其内在于“人心不古”、“麻木不仁”，人生而本有的“忠”、“恕”、“爱”均已不在，三代之盛已成旧梦。孔子“信而好古”，终其一生都在寻求“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治乱救世”，复兴“礼仪之邦”的良方。 在孔子看来，治乱之本在于治心，因为天下之乱归于人心之乱；治心之方在于教育，因为人心之仁在于开化。教育的工具非它，三代之“文”也。孔子的弟子颜渊曾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2〕“文”有教化之功能， 故而后世将“文”与“化”合而并用，谓之“文化”。在《论语·八佾》中，孔子如此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三代尤其是西周之文（典籍）乃是孔子心中的“文”之典范与教育范本，如何借此以化育万民，开启人心，使人从善如流乃是孔子一生的主要践行。 在《论语·述而》中，孔子将自己的教育方针表述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德、仁显然是孔子实施教育的目标与基础，而“艺”才是达到上述目标的道路（方式、工具）。何谓“艺”？朱熹《集注》曰：“艺则礼之文也，射御书数之法”。“礼乐射御书数”世称“六艺”，礼乐之“文”是“艺”的一部分。此外，“六艺”又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大教本。孔子曾以“六艺”教人，“六艺”各司其职，以完成对人的全面教育。《诗》教人“如何言志”，《书》教人“如何记言”，《礼》教人“如何行事”，《乐》教人“如何正心”，《易》教人“如何知天”，《春秋》教人“如何辨理”。如此教化才能使人心归仁，礼让有节，举止有度，尊卑有序，长大“成人”。 在《宪问》中，子路问孔子如何才能“成人”？孔子答曰：“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好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中庸》曰：“仁者，人也”。真正的“人”即“仁者”。成人者，成于仁也。 诗是教人归仁以成人的“六艺”之一，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孔子之“删诗”当由此而得到理解。 “孔子删诗”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孔子世家》。该篇有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4 〕关于“孔子删诗”之说的虚实真伪争论颇多，不过，对我的论题而言，孔子删诗之事是否史实似不重要，重要的是“孔子删诗”之说是否清楚明白地揭示了一种“可能”。在此有意义的问题不是孔子其人在历史上是否真地删过诗，而是孔子删诗可能吗？ 在《论语》中有这样一段提示，“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5〕这一段话是说孔子在69 岁回鲁国后对“乐”（诗）进行了清理和审定，在上引司马迁之说中，“删诗”与“正乐”是并举合说的。庞朴曾说：“古人所谓的乐，包括诗、歌、舞，是个三位一体的文化总汇”〔6〕。 尽管狭义的“诗”与“乐”分别指“咏歌之辞”和“咏歌之音”，其“删”与“正”分别与“去其重”的文本校勘和“弦歌之”的乐音审定有关，但由于其内在的相关性，“正乐”与“删诗”的内在旨趣恐难分别，这“内在旨趣”即“取可施于礼义”、“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孔子在论及同咏男女之情的《关睢》和“郑声”时说前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7〕，后者则“淫”，故而要“放郑声”〔8〕。郑声之要“放”，因其“淫”。“淫”所指非它，过度或无度是也。什么东西过度或无度？情性之放纵过度与无度。什么是此一“度”？“礼义”与“韶武雅颂之音”！依孔子之见，《关睢》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合此一度。可见，《论语》之是《关睢》而非“郑声”与司马迁的“删诗正乐”之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不过，司马迁的“删诗正乐”之说则更为直接地道出了《论语》中隐晦的诗乐论立场。 如果我们不纠缠于“事实性”而就“可能性”之一度来信赖“孔子删诗”之说，我们就可以在此领悟到不少启示。1.孔子删诗和论诗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诗应当如何抒发情志，抒发什么样的情志”？答曰：诗抒发合乎礼义的情志，并以合乎礼义的方式抒发这种情志。此一“问答结构”乃是原儒诗学的基础。2.孔子接受了古老的信念“诗言志”，但在“自然情志”和“道德（理性）情志”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对其作了理性主义的理解，这一思路规定着后世儒家的诗思。依孔子之见，纯粹抒发自然情志而无道德理性节制的诗“乐而淫，哀而伤”，它不能教导人们正确表达情志；只有既出于自然情性又合于道德理性限制的诗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它教导人们如何正确表达情志，表达什么样的情志。为此，孔子将“合理抒情的言说样式”看作诗的应有之义。3.在孔子看来，经过删除而保留下来的“三百五篇”是合理抒情的言说典范。“《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9〕。 作为“无邪”之《诗》，它是教人言志抒情的合法教本，因为“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态，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10〕。所谓“不学诗，无以言”，〔11〕“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12〕。作为“无邪”之诗，它也理应成为一切“诗”之典范，是后世思诗的唯一合法依据。事实上，后世儒家诗学也是“依《诗》论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