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2.07.010 奥斯汀1955年首次提出的以言行事理论，其“事”是不是德勒兹、巴迪欧与齐泽克等当代学者所说的“事件”?译成中文后的两者，从字面上看似有相近之处，在西方语境中，字面完全不同的它们(前者为do things with words，另一表述是performative，即“述行”或“施事”；后者则是event)，产生出的微妙牵扯和争议其实也早已开始。本文试图还原和探究这一迄今似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留意的争议，并沿此考察这个题目最终将带给我们什么。 一、“奥斯汀式的文学事件” 把以言行事所行之事和当代事件哲学不知不觉等同起来，是乔纳森·卡勒相隔十年出版的两部著作《文学理论》(1997)与《理论中的文学》(2007)处理的一个共同主题。前书第七章“述行语言”和后书第六章“述行”看起来相差无几，后者比前者增添了几个段落，但提出并重复了同一个命题：“奥斯汀式的文学事件”(the Austinian version of the literary event)。①笔者最初注意到卡勒笔下这个比起“理论是什么”与“文学是什么”来并不特别醒目的说法，是在做事件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考虑对“文学事件”进行溯源。卡勒在1997年就提出了“文学事件”之说，比伊格尔顿出版于2012年的《文学事件》整整早了15年，这一事实令我兴奋。当然在兴奋的同时也需要小心考量：卡勒这个命题是否足以宣示文学事件论的缘起?还是属于不经意间顺带出来，而仅仅停留在权宜说法上的一笔?它有确切的实指吗? 卡勒谈论以言行事的动机，是认为奥斯汀这一理论有助于描绘文学话语。这种诉求是他一路谈下去而终于把以言行事和文学事件联系起来的深层原因。卡勒回顾了以言行事的原理，即奥斯汀如何从开始对述行与述事二分，到逐渐发现很难区分出两者，难以为维持两者之间的区分找到坚实的标准，由此进一步发展出话语行为、话语施事行为与话语施效行为的三分法，述事不再被独立作为一类话语对待，而是作为语言使用的一个方面而存在。以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为例，如果说述事层面是小说中一男一女聊天的具体内容，那么述行层面的上述三分法，依次对应的便是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对话本身、在对话中包含着的拒绝对方的动作，以及在反唇相讥、针尖对麦芒般话不投机之中的厌恶感(所引起的现场效果)。以言行事理论由此的确可以得到文学活动的证明。对此的回顾使卡勒感到，至少在两点上以言行事可以和文学产生关联。一是它作为对语言的使用，有助于人们把文学构想成创造世界的活跃行为，在语言行为中创造出(做到)文学所打算命名的那个世界。二是以言行事打破了意义与发话者意向的联系，使语言不再作为内在意向的外在符号现身，正是在这里卡勒让以言行事向事件靠拢，推出“文学言语也是事件”这个观点，②因为它事件性地超越了意向的规定。 上述内容被卡勒早早地写在了1997年的《文学理论》中，2007年的《理论中的文学》作了意思基本原封不动的重申。后者出版时在此处加入了一些新的段落，主要是强调用以言行事作为文学分析的语言模式所遭遇的两个“反讽的结论”。一是奥斯汀明确在提出以言行事理论时排除了文学。二是奥斯汀所说的以言行事，乃把语言安放在具体社会语境及功能中之举，但文学对以言行事的征用却旨在突出语言的自反特征，而出现了在文学中以言所行之事到底是与社会现实相反的(虚构)世界，还是仍嵌在现实社会内的棘手问题(这又进一步包含两点要害，即在以言行事中确保文学序列成功的条件是什么，以及在文学中以言所行的是何行为，它们都关心以言行事在文学中的特殊性)。两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奥斯汀的学生塞尔以“假装的言语行为构成了虚构作品”，③对此作出了不甚令卡勒满意的回应。“奥斯汀却吊诡地把文学言语和不当真的言语搁置起来”，④卡勒这样发出感叹。“吊诡地”，意味着让他感到奇怪而不合常理，不太能接受，不愿意认同。他怎样来扭转这个对他自身诉求不利的局面呢? 顺着奥斯汀的举证，卡勒追问戏剧表演这样的文学活动有否打破以言行事这一点。与奥斯汀不同，他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奥斯汀认定舞台、玩笑和诗(广义的文学)发出的命令都是不当真，从而无法被归入述行的。卡勒却下一转语曰“为了察觉这件任务是不可能的，它需要被当真地对待”，⑤堂恩的《歌》咏叹“去捉住一颗陨星”，这个被文学家放飞的梦想仍然充满了当真的命令，卡勒援引芭芭拉·约翰逊在《诗与述行语言：马拉美与奥斯汀》中对之的分析，相信它在形式上的极度不当真，没有妨碍它根本性的当真，这一点不因为作者与角色是两个人而改变，仍需要相信，看似不同于战场命令的一首诗中的命令也在以言行事：“这两种以词语来做事的命令都拥有述行力量，都涉及可重复性和引用性的难题。”⑥至于究竟为何和如何“拥有”“涉及”，卡勒戛然而止。我们不得不猜测他接下来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而产生了三个疑问。首先，如果文学世界也是以言行事的产物，文学与非文学便不再存在界限，两个领域可以被语言打通，这会是毕竟还在谈论着“文学是什么”的卡勒的本意吗?他似乎还没走这么远。其次，倘若文学中以言行事的合法性维系于作者“察觉这件任务是不可能的”，这便允诺了作者意图在以言行事中的渗入，视之为一种对在场的反思(而那必然已离场)，是否又与卡勒前面有关以言行事因摆脱了作者意图而趋于事件的主张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