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费纳·萨莫瓦约(Tiphaine Samoyault)曾说，人们不太喜欢“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是因为人们透过这一概念看到一个令人生畏的庞然大物：“互文性的概念之所以如此丰富，是因为它总是介于文本和评论之间，因为在作者和读者的心目中总会有意或无意地出现其他的书。”①可见，互文性的庞大和丰富往往产生于作者与读者、文本与评论之间，牵连着多种记忆，综合着多种视角，承载着多种诠释，赋予文学批评以强大的创造性。从巴赫金至修辞学派，他们的互文性理论无不包孕着一种对生产性文学批评的文本形态的期待，强调意义的生产与思想的增殖。 一、巴赫金：发于文本性而又超越文本性 巴赫金是互文性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尽管他从未使用过“互文性”或“互文”之类的概念，但他提出的“复调小说”“历史诗学”“超语言学”等概念、命题或原则对互文性理论的确立起到开先河、领风气的作用，在20世纪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开宗立派的意义。 巴赫金的探索是从文本性开始的。在他留下的草稿《文本问题》中，文本被视为逻辑起点，语文学、语言学、文学理论、科学学等学科都是从文本出发，朝着各自不同的方向发展，因此，“不管研究的目的如何，出发点只能是文本”②。但文本本身有局限性，它总是被禁锢在某种物质材料里：在文学口耳相传的阶段，它被固定在物理的声音中；到文字阶段，则被固定在石、砖、皮革或纸张上。因此，单纯的文本并不能带来内涵更新和意义增殖。然而，文本最后总会与人相遇，这些人虽然分处古往今来的不同时空之中，但文本所描绘的世界仍处于一个统一的、现实的且尚未完结的历史世界中。在这一意义上，无论是创作文本的作者，还是文本的表演者，抑或欣赏、阅读文本的听众、读者，都平等地参与文本所描绘的世界的创造，也正是从这个创造的历史世界中，才生发出文本所描绘的世界。 基于这一认识，巴赫金认为，我们对文本的研究处在上述各学科的交叉点上，而这正是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之处。对他人的思想、意志、表态、话语、符号的关注都必须通过文本呈现给研究者，这导致不同文本之间或同一个文本内部的对话关系，对此，巴赫金有如下定义：“任何两个表述，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在涵(含)义层面上加以对比……那它们就会处于对话的关系之中。”③所谓“对话关系”，并非相互并列的语言学实体，而是彼此呼应的言语交际中的话语，是在两个不同的话语主体间进行的完整表述。这种表述不是在语言学的“意义”层面上陈列，而是在价值论的“含义”层面上展开。 对于对话关系的关注，使巴赫金将目光投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后者的小说具有“复调”特点：“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④为支撑这一论断，巴赫金做了详细论证，可归纳为如下四点。 其一，陀氏笔下的主人公不仅是被作者表现的客体，也是直抒己见的主体。“主人公的意识，在这里被当作是另一个人的意识，即他人的意识；可同时它却并不对象化，不囿于自身，不变成作者意识的单纯客体。”⑤此处的“他人”和“对象化”概念需要进一步说明。巴赫金关于“他人”的思考有着新康德主义背景，他将关于“我与他人”的哲学思辨转换为“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辨析，将其界定为相互对峙、互为前提的两个主体间的平等关系，正如他在另一处所说：“我存在他人的形式中，或他人存在我的形式中。”⑥所谓“对象化”，则是指作者在小说中创造的实体化、固化的人物形象，它是传统创作模式中被作者孤立表现的客体。 其二，主人公的议论在陀氏的复调小说中并不是性格刻画和情节展开的手段，也不是作者声音的传声筒，而是从属于主人公本身的独立意识。主人公对自己、对世界的议论，与作者的议论具有同等的分量和价值。 其三，主人公的声音与作者的声音平起平坐，超出以往那种以情节布局来衔接小说的套路。在传统小说中，主人公不过是作者构思下的单纯客体，是按照独白原则完成的联结和聚合。与之相比，陀氏复调小说采用另一种手段将小说中的世界焊接成一个整体，即在“许多个地位平等的意识以及他们各自的世界”中完成小说的架构，巴赫金将之称为“对白型小说”⑦。 其四，复调小说的叙述方法也有别于独白型小说。面对这个由众多各自平等的主体而非对象化的客体构成的新世界，“无论叙述、描绘或说明，都应采取一种新的角度。叙述故事的语言，描写的语言和说明的语言，对自己的对象都必须形成某种新的态度”⑧。这里所谓“新的角度”“新的态度”都是陀氏复调小说的特点，它们创建了一种主人公与作者及其他人物之间平等对话的新型关系。 陀氏的复调小说无疑是另类的，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格格不入，无法归入其他小说形态。但是，这种全新的小说形态并非没有来由，实际上，它与欧洲小说史上一些传统文类不无关联。巴赫金通过对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大量民间文学的梳理，认为复调小说与绵延已久的狂欢化文学结有不解之缘。狂欢化文学是一种历史诗学，它起源于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礼、形式，是一种属于全体民众的世界感受，其种种形式和象征，特别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本身，在若干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被不断吸收到各种文学体裁之中，形成文学发展中的强劲一脉。古已有之的庄谐体便是其中之一。庄谐体包括歌舞剧、筵席交谈、回忆录、田园诗等体裁，内容多样，外表纷繁，却与狂欢节民间文艺内在相关，有些甚至直接是狂欢节口头民间文学的变型。庄谐体中不乏雄辩，但这种雄辩被狂欢节弥漫的谐谑、讽刺、戏拟的气氛所消解，雄辩所蕴含的严肃性、说理性、不容异议、固守教条等特点都遭到祛除，取而代之的是庄谐体的混杂性和多声性，而这一切恰恰被陀氏的复调小说所接受和运用。因此，巴赫金指出：“狂欢体这条线索，其中包括引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那个变体。我们权且称这一变体为‘对话型’。”⑨狂欢化文学这一历史诗学的传统，在陀氏那里以复调小说这种新颖独特的形式得到重生和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