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科学与知识的反思成为显学。不论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研究，还是库恩在其自然科学史研究中提出的“范式”问题，抑或伽达默尔对真理之客观性的质询，都使得知识的自明性和客观性重新成为有待勘察的问题。可以说，知识经历了一场“解释的转向”(interpretive turn)①，一时之间，所有科学都不可避免地有了一层“诠释的”(hermeneutical)色彩。 正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狄尔泰研究复兴于20世纪60年代，人们纷纷将对诠释的重视追溯至狄尔泰。查尔斯·泰勒指出：“一种观点认为，人的科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诠释的’成分，这种观点可以追溯至狄尔泰。”②约瑟夫·劳斯持相似观点：“近年来，关于解释的概念以及解释所引起的诠释学循环是否只在人文学科中存在，一直有相当大的争议。在社会科学的哲学中，一个富有影响力的传统坚持认为，需要解释的是人类的行动，这一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狄尔泰与韦伯。”③在狄尔泰研究的复兴之路上，伽达默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在1960年的出版，不仅通过大量讨论将狄尔泰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其批评也决定性地影响了狄尔泰的接受过程。伽达默尔援引海德格尔对主体主义下真理观的批判，认为近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主导了近代以来的知识与真理感觉，而这种科学所倡导的客观主义与主体主义实乃一体两面。他批评《判断力批判》，认为康德将传统上具有客观性的趣味从审美中驱逐出去，同时将美与观察者的态度关联起来，艺术作品因此只被视作天才创造力量的展示，审美变为一种纯粹基于主观感性的活动。然而，正如趣味包含着一种特殊的真理，审美同样是一种认知活动。在艺术中，有一种与科学不同、但同样真实的真理性要求。这种真理性要求并不像科学那样，寻求一个无限的、无时间的知识的立足点，而是在与历史性生命的沟通中显露自身。基于这种哲学框架，伽达默尔批评狄尔泰虽然洞察到历史性在人类认识中的重要位置，却依然落入现代科学的客观主义。狄尔泰继承了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观点，认为我们可以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作者。伽达默尔却认为，理解作为对话，重要的并非在这一活动中重构对话另一方的原意，而是理解文本本身所蕴含的真理讯息；“前见”不是我们理解作品的障碍，而是对话之所以可能的条件；狄尔泰错误地将作者的精神视为理解的对象，其所谓科学的、真理的理解，只是与这一对象的简单相符；在这个过程中，理解为自身设置了一个独立于主体的客观实在的认识对象，因此其诠释学陷入了客观主义④。 伽达默尔对狄尔泰的批评自然有其道理。但有一点需要指出，即伽达默尔的批评是在“后海德格尔”的意味上展开的。哲学史是问题史，哲学家们对某个问题的回答，时常是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更精确地重新提出问题，这些新的问题构成我们当下的视域。因此，所谓“后海德格尔”并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也并非意在突出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之间的师承关系，而是因为海德格尔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哲学追问的方式，并为后来者提供了相应的趁手概念作为工具。这改变了哲学的面貌，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我们提问的方式和看待在他之前的哲学家的视角。狄尔泰就是受这种视角的改变影响最大的几个人物之一。对“后海德格尔”的伽达默尔来说，狄尔泰模糊地意识到存在的历史性与诠释的普遍性，试图逃出自然科学所构想的客观真理的桎梏，却最终依然深陷于此。他仿若一位过渡时期的哲学家，一方面预示着新哲学的到来，另一方面尚没有能力将其充分表达。 然而，我们若能暂时跳出这种“后海德格尔”视角，回到狄尔泰自身的问题与其语境，便会发现潜藏在这些思想背后深刻的时代焦虑与哲学意图。实际上，早在1867年，狄尔泰就曾明确指出，哲学的课题就是建立一门探讨人类精神的经验科学⑤，而他毕生的哲学研究都可以被纳入为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奠定基础这一问题框架。狄尔泰为何会有这样一个问题？他又是如何为精神科学奠定基础的？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本文尝试跳出理解狄尔泰的传统诠释学视角，转而在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张力之中，重新把握狄尔泰的“理解”概念。出于这种考虑，本文的讨论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新科学”在19世纪引发的知识合法性焦虑，以及狄尔泰如何应对这种焦虑，在认识论上对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做出区分；第二部分从方法论角度，分析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在精神科学中失效的原因，以及一种基于“体验”(Erlebnis)的理解方法如何与精神科学研究相适应；第三部分讨论在狄尔泰的理论构建中，此种基于体验的理解如何确保精神科学知识的有效性。 一、精神科学的合法性焦虑 在德意志文化史上，19世纪30年代是一道重要的分界线。1831年，黑格尔的离世被视作观念论在德国终结的标志。随着歌德于1832年、施莱尔马赫于1833年相继离世，一个璀璨的时代就此谢幕。狄尔泰于1833年出生，在后世看来，他所成长和生活的19世纪德国是一个在文化上较为衰弱、在科学上极为蓬勃的时代。德国哲学家朗格在其名作《物质主义史及其当代意义批判》中曾回忆，德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与观念论的破产几乎同时发生：“我们通常将德国观念论哲学的破产定位于1830年……恰好在同一时间，人们对自然科学的兴趣终于在德国扎下了根。”⑥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不仅体现在基础科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上，也带来一种知识感觉的转变。舒茨曾指出，德国近代哲学的转变有一种“科学化”(Verwissenschatflichung)的取向⑦，它意味着科学功能的分化及其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越来越多的实际应用。在思想领域，科学逐渐展现为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不仅人们的生活世界被科学重新组织，社会和文化领域也被科学精神全面渗透，科学变成知识仅剩的合法性来源。许多德国学者都曾描述过这种科学化的世界。比如，韦伯将这种伴随着科学的理智化过程形容为“世界的除魔”(Entzauberung der Welt)：“在原则上，所有发挥作用的力量都不是神秘莫测的，相反，人们原则上可以通过计算支配所有事物……人们再也不需要像相信这种魔力的野蛮人那样求助于巫术的手段，支配或祈求神灵。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手段和计算。这就是理智化本身首要的意义。”⑧与韦伯同时代的哲学家特洛尔奇在回应他人对韦伯的批评时也持相似看法：“专门科学的方法包括因果解释、自然因果性，以及心理物理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因果性。这是人面对世界的立场所达到的终极的理智化，是世界的除魔。”⑨哈贝马斯则认为，这一时期的思想呈现出一种“科学主义”(Szientismus)倾向，它“不再把科学理解为一种可能认识的形式，而是必须把认识与科学等同看待”⑩。换言之，世界被科学化意味着知识的合法性被科学垄断，任何知识若不够科学，其真理价值便会受到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