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2)01-0084-11 文学发展的进路，需要坚持将自身作为一种可能生活的话语建构。作为一种本就扎根于现代性之中的话语模式，文学的生命力必须依托现代性。正是现代性对传统的批判、对世俗生活的肯定、对个人主体的建构、对现实的反思意识、对时空感的强调，造就了现代以小说为主的文学形态。文学死亡的风险不能通过逃离现代性来规避，相反，逃离现代性恰恰是文学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文学作为可能生活的建构者 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怎样的文学？比起这些问题，我们更需要去回答的其实是，为什么文学在这个时代依然不能被取代。 靠近现代性，总要面对“文学之死”的问题，这似乎已成为时代的共识。现代性自身的发展让文学总处在不断的“解构”之中，文学的发展进路似乎只能走向“后现代”，继续停留在现代性内部就会导致文学死亡危险的加剧，因为文学的意义到最后似乎会和哲学混为一谈。那么，未来的文学还能够提供独一无二的精神价值吗？ 恰恰是在现代性的意义上我们还需要文学，文学未死；反之恰恰是在后现代的意义上文学确实死了。学界“文学之死”的理论阐述忽视了一个问题：文学所遭遇的困境，或者说挑战可能并不那么特殊，因为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在遭遇着黑格尔意义上的“死亡”或者“终结”。黑格尔所谓的“终结”并不是指艺术消亡，而是说，它们不再承载曾经那种无可替代的精神价值。他说的是在艺术的终结之后，“艺术可以被当作一种转瞬即逝的游戏来使用，在此状态下它可以承担着创作和娱乐的功能，也可以装饰我们的生活环境，为我们的外部生活提供愉悦，并且还可以用艺术装饰的方式使其他事物被凸显出来”。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瑟·丹托讲艺术终结的时候，用的是“disenfranchisement”②，即“夺权”“夺位”，而不是“death”。 从这种意义上讲，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在经历着某种程度的危机，哪怕是那些新兴的艺术门类也不例外。如电影、电视剧，或者若把电子游戏算作“第九艺术”的话也可以将之涵盖在内，它们都经历着相同或相似意义上的危机。当下任何一部影视作品都无法拥有《堂吉诃德》《威尼斯商人》等那样的不可替代性，因为这些作品标识着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它们就是人类精神进步本身。 也正是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出发，一部分文学特别是传统经典文学并没有死，例如《浮士德》就不会死，《鲁滨孙漂流记》不会死，《战争与和平》《红楼梦》等也不会死，因为它们是人类文化或者说精神的一个锚点，它们依然适合那个黑格尔化的、众所周知又恰如其分的比喻“进步的阶梯”。虽然人类的精神似乎已经走过了那个特定阶段，今天我们已不再需要更多的东西来讨论和确证诸如“自我意识”“主体性”存在的必要性之类的问题，但也正是因为此，它们获得了“不朽”的价值，无可取代地如纪念碑一样伫立，当我们想要仰望时，无法绕过它们。 另一部分文学又的确在黑格尔的意义上死了。这不是说它们不会再被阅读，或者说没有任何价值了。“文学的历史，‘与纯粹的历史相反’，并非一系列事件的历史，而是价值的历史……艺术史，由于是价值的历史，也就是对我们来说必要的事物的历史，永远是现时的，永远与我们在一起。”③在此意义上，即使时过境迁，如果文学表述的那种价值依然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说此时文学依然是活的，因为文明之所以为文明，人之所以成为现代的、开蒙的人，正是这些永恒的“价值”使然；相反，一些所表述的价值已经被时代远远超越的文学，即使它可能刚刚被创作出来，我们也可以说这种文学已经死了。菲德勒曾经不无悲观地提问，“有没有可能，比方说，在1984年或2001年这样的神话年代，出现一种就像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那样的小说，用爱默生的话说，可以‘在厨房、客厅和育儿室里读得同等快乐’？可是这一类小说，从18世纪中叶直到19世纪末叶，实实在在就是经常出现的……从一开始，小说就是一种流行的、通俗的、平均的形式。的确，精英批评家们从一开始，就深为不满小说同商业文化和民主文化走得太近”。④但是这种提问方式可能有点杞人忧天了，当代被生产出来的大量通俗小说，被有声读物app、电子书阅读器广泛传播的那些作品，人们在地铁上、茶余饭后依然在消费着这些文学。如果单论发行后的畅销程度，当代的畅销书，如《哈利·波特》《冰与火之歌》一定超过识字率普遍不高时代的《呼啸山庄》。但是它们就价值的独一性而言，却不能起到不可代替的“灯塔”的作用。尽管它们也对许多人的生活甚至生命产生了影响，带来了感动，但是它们却没有讲述我们从别处无从获知的东西。 文学终结产生的焦虑实际上不是文学不被阅读的焦虑，而是文学史终结的焦虑，即文学不再能说出什么非此不能被言说的东西，也不再能触及什么其他话语方式尚未或不能进入的领域。我们不焦虑“经典已死”，而焦虑“文学已死”，是因为过去的东西无疑永垂不朽，但新的高峰是否还会出现呢？当今，文学作为一个不朽的巨人似乎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恰如《论语》不朽，《圣经》不朽，唐诗宋词不朽，但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同类的东西，它们失去的不是文类的再生产能力——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吟诗作赋，它们失去的是与人类精神再生产之间的血肉般的必然联系。它们的历史终结了。 尽管，文学的创作手法、呈现手段等一直随着时代的变化、进步变得更加多元乃至令人惊奇。但技术技巧的进步并不能说明文学再生产能力依然可持续地存在与发展。20世纪初，形式主义指导下的文学绝不是因为方法创新而获得自身的价值，而是因为这些方法本身即是人类精神进步本身，词与物之间必然关系的断裂因能够启示人类的思想而拥有价值，而非语言游戏本身具有价值。现实主义小说则因其对自我意识、个人奋斗、世俗经验、平民化的语言等的运用而具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