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何为？

      理论何为？这是一个多义的标题，因而也是一个难以翻译的标题。作为问题，这一标题既意味着“何为理论”(What is theory?)，即什么是理论，又意味着“理论何为”(What does theory do?)，即理论所做的是什么，它为我们做了什么。同时，如果我们改变“为”的声调，这一标题还意味着“为何理论”(Why theory?)，即我们为什么需要理论。这一三重问题将是本文的核心。理论在本文的语境中当然主要是指文学理论，之所以省去“文学”两字，是因为几乎没有任何文学理论是纯文学的。文学理论，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几乎“皆出现于人文研究的其他领域，并且都具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的意义”①。

      现代文学理论的复杂与多样很容易让我们忘记理论的本质，仅将其视作一些可以信手拈来的工具。对文学理论的热情也在许多地方退潮。拒斥理论者认为一切文学理论都是对空说空，只有文学的“实证研究”才是脚踏实地。伊格尔顿曾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二十五周年纪念版“前言”中，以几分怀旧之情忆起该书最初写作时的情形：那时，“理论就像让—吕克·戈达尔的电影一样，新颖，陌生，危险，神秘，而且激动人心”，现在文学理论却“不再像25年前那样占有居高临下的地位了”②。确实，如今文学理论课在大学司空见惯，伊格尔顿认为这是一件好事，然而在另一种意味上：

      这也许确实是某种屈服，或至少也是某种令人不安的妥协，因为理论从未仅仅意在作为吸引那些在知识市场上花钱的顾客们的又一种产品而与那些教授伟大经典的课程并肩而立。这样看待理论就是误解理论之何以为理论。在其最佳状态中，理论向其他知识追求提出问题，而不是作为诸种选项之一而与这些知识追求温顺地共存。它并不单纯为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各种新的方法，而是去探究文学本身和文学制度本身的性质和作用。③

      有鉴于此，我希望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译本出版三十五周年之际，以此书译者的身份重提文学理论问题，不是为检验作为或已经沦为工具的文学理论是否依然顺手好使，而是试图重新接近理论的本质与意义④。本文不欲直接讨论伊格尔顿的观点，但他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理论不仅“向其他知识追求提出问题”，也对我们拥有的理论本身提出问题。因此，本文的基本目标就是对理论本身提出问题。我们将回到基础，回到理论的产生过程，从而逐渐接近这一目标。我将以一个来自《孟子》的例子展开论述，选择这一通常不会被认为是文学的文本，是为表明“文学”与“非文学”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界线，因为“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总是依赖于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某种“理论”做出的判断。

      一、何为理论？——从理论发生和形成的角度看

      理论这一概念在汉语和外语中都有许多不同的意义和用法。现代汉语中的“理论”一词对应着英语中的“theory”、法语中的“théorie”和德语中的“Theorie”，这些西语单词则皆源于希腊语的“theoria”，后者意味着“看”(a looking at)、“凝视/沉思”(contemplation)和“推想”(speculation)。在汉语中，“理论”则是两个各有意义的单音词的结合。《汉语大辞典》“理论”条下所列五种含义之第一、二、四项分别为“说理立论，依理评论”“据理争论，讲理”和“道理，理由”。这些说法的共同之处是，“理”须经“论”(即需要被说出)，“论”须依“理”。该辞典为“理论”列出的第三项含义为“注意”，这是口语用法，却可以让人注意到“理”所具有的“将目光转向特定对象(人或言或物)”的意思，此“理”即我们通常说的“不理(睬)某人”之“理”。其所列第五项含义为“系统的理性认识”，这显然与我们想要讨论的理论关联最大，却语焉不详，无助于回答“何为理论”的问题⑤。诸桥辙次主编《大汉和辞典》“理论”条下则引了不见于《汉语大辞典》的《法华玄义》：“理论则同如是故不异，事论则有机应是故不一。”⑥此句之中的“理论”与“事论”相对。有关“理”的“论”应该是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同而不异；有关“事”的“论”则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发，所以异而不同。这一含义与本文希望讨论的“理论”有一点关联。具体到文学研究上来，前者多少可以对应“文学理论”，而后者则部分对应“文学批评”。

      但是在文学研究中，异而不同的不只是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也总是不一而足的，除非受到强制被迫统一。文学研究作为“事论”，其异而不同则不仅是因为论者(具体批评者)和研究对象(具体文本)的不同，也是因为特定文学“事论”背后所依据或隐含的文学理论的不同。但是，当关于文学的理论也异而不同时，它们还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吗？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对《孟子》中齐宣王“以羊易牛”一事的分析来回答这一问题，进而从发生的角度考察“何为理论”。

      “以羊易牛”之事本身并不复杂：作为战国时代一国之君的齐宣王见到衅钟(一种用牲畜之血涂抹刚铸好的大钟的仪式)之牛“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于是下令以羊易之。“百姓皆以王为爱也”，孟子则以王为“不忍”。此种同情的理解使齐宣王很高兴，“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