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日期Submitted Date：Jan.8，2021；接受刊登日期Accepted Date：Feb.10，2021. 中国学术建制中的文学学科是参照西方学科而来的。在古典传统的、前现代的“文学”之前，被视为文学之对象等价物的那批“史料”乃“言志”“载道”之具，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它们关乎心性，与人之人何以为人的存在需求息息相关。而在现代性语境之下，这些仅仅是有待整理的“国故”而已，它们是客观的、与研究者不再相干的、与现在的生活习俗、伦理习惯、精神价值完全脱钩的史料。就外在的实用性来说，西方“文学”观念的引入、西方术语的使用，的确满足了“现代的”文学学科建制的要求，但从深层次的思想影响来看，却是植根于西方区域的、经验的理论对本土文化的干预和僭越。五四先驱们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恢弘运动中，由于救亡图存紧迫的使命感而未能深刻反省东西文化之接榫的可行性问题。他们普遍接受了一个预设，即西方理论等同于真理，从而忽略了根源于西方文化的“科学”理论是否具有解释一切异文化的先天合法性而不需经过任何批判和反思这样的问题。因此，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将文学之关涉人的道德存在、政治生活方式的特质削弱为纯粹的技术性存在，古典文学传统可以通过史料的梳理而贯穿、创作可以通过兜售写作技巧而获得。《庄子·天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成玄英《疏》：“有机动之务者，必有机变之心。”现代文学建制就是一个饱含“机心”的“机械”之事，与发乎天然、生机蓬勃的古典文教传统迥然有别。明乎此，对文学进行彻底的而非浮泛的、全面的而非局部的反思，正是当务之急。中国现代的文学运动是西方二元论介入的产物，反思现代需要有一个更宏大的理论视野。此种视野至少包含时空两个必要的层次。就空间而言，既然中国文学和域外文学浑然一体，立足于世界文学的全球视野就是必要的；就时间层次上来说，不能不重视古今之争之于当下文学观念反思的意义。这两个层次恰恰是侨易学的努力方向。①而探讨文学的侨易现象及侨易空间，亦是叶隽先生近年来致力的学术路径之一。②本文即从侨易学的立场，以汉代易学著述《焦氏易林》为个案，分析其古今“文学”地位的变迁，以期探究其在当下现代化语境中的重新阐发可能性。 一、“观象”“系辞”的诗思之作 《焦氏易林》何以与侨易学相关?在传统经学内部，《易林》自然附属易学，至其末流，则归诸方技、数术。但在现代语境下，随着传统经学体系的解体，《易林》首先被视为“文学”作品，文学云云显然就包含有跨文化交流的因子(现代学科建制下的文学观念为域外输入)，也就有侨易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从侨易学立场分析《易林》观念的变迁、阐释其美学思想，就具有一定的理据。《易林》既然是一部古书，首先当放置于古典传统的论域探究其表达形式。在进入《易林》本身的形式之后，进一步从现代语境下蠡测其可能的思想底蕴。在进入侨易学分析之前，我首先将探讨进入《易林》的方法论问题。 西学“春秋笔法”派列奥·施特劳斯穷其毕生之力反复申述隐微述法。彼谓柏拉图将至高真理留给通过蛛丝马迹来发现其严肃教诲的少数人，他并不清晰明确地表达其核心观念，是故理解柏拉图不惟要关注其表达内容，而且还要留意其表达的形式。③柏拉图形式上多取对话体，而内容上喜用神话，这两者皆密切关乎其真实意图的表达。施特劳斯学派的“字里行间阅读法”对于中国当代读者无疑是一个及时的、有益的提醒。重视“春秋笔法”、关注字词的言外之意恰恰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在遭遇西方现代学术观念的洗礼之后，所谓高等考据学和学科体系架构的冲动使得我们忽略甚或遗忘了这一传统。对于古人而言，并不需要刻意强调作者的“笔法”问题，中国古典注疏学的深厚传统从未放弃对笔法问题的关注，得意忘言、以意逆志本来就是斯文道脉的看家本领。但在经历了百年西方现代文教的洗礼之后，我们从士人降格为知识人，尊德性与道问学断为两截，在这种背景下，重温古圣贤的古老教诲、重新以圣贤传心之法来阅读古书，即具有其紧迫性和必要性。阅读古籍，首先当以古人理解自身的方式理解古人，即所谓现象学之同情之理解的方式。然同情之理解可能是理想主义的，此种方式取决于现代人自身的德学才识，职是之故，倡导字里行间阅读就是必要的。施特劳斯学派政治哲学的输入无疑是我们重启古典之路的助推剂和契机。侨易理论也正是这个路径的结果之一。运用字里行间阅读法，对《焦氏易林》的理解也是完全合适的。 《焦氏易林》在传统经学属于“易学”范围，在当下由易学而文学、而科学，亦是一种古今衍化的侨易现象。侨易学二元三维、观侨取象等观察世界的思想和方法，直接导源于易学。就此而论，以侨易学的观点来审查《焦氏易林》，乃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然而，如何从侨易学角度切入《易林》呢?传统“易学”的土壤早已无可奈何花落去，今日《易林》研究庶几为文学、史学、哲学等各个学科的研究素材，面对学科分割日益固化，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困境，侨易学无疑是一条可行的学术取径。就现代学术语境论，《易林》之为文学、为哲学素材本身就是一个侨易现象，亦即遵循侨易现象之一般性规则和方法论，比较法、归纳法、演绎法、因果论与回溯法、以及思想力质变等规则，④亦适用于对《易林》在学术史、思想史之嬗变的研究。笔者尤其注重将侨易学规则与施特劳斯阅读法结合起来，即回溯法和紧贴文本阅读法的结合。 就此来说，解释阅读《焦氏易林》自当参酌《周易》模式，而非以当下各种文学批评模式。所谓《周易》模式包含两个层次，其一是《周易》本身的表达形式，其二是拟《易》、申《易》的形式，以及《周易》前赋的占卜形式。《周易》本身是一个传统，其后世继作有扬雄《太玄》、司马光《潜虚》以及蔡沈《洪范数》等，其前赋形式则如周原甲骨以及安阳殷墟甲骨为代表的卜辞等。这说明《易》学乃一深厚的传统，而《易林》亦为此深厚传统之一脉。无论拟作还是前赋形式，占卜为其最根本、最直观的形式，《周易》之所以免遭秦火，恰恰在其占卜书的形式。其所以沦为方技之书，也由于此。占卜在理性昌明的时代，被视为文化糟粕而招致抵制或废弃。然在古典传统内部，占卜却事关重大。理解《周易》并进而理解《易林》，率先当理解占卜在古人生活中的地位。就占卜这一角度论，卜辞和《易》占完全可以视为同一系统。但是《易》学的传统显然是以蓍草为主要工具，这与卜辞主要依赖于卜骨仍然是有区别的。《说文·卜部》：“卜，灼剥龟也，象炙龟之形。一曰：象龟兆之纵横也。”王筠曰：“许君亦无灼见，故存两说”。⑤所谓两说，即灼龟和兆文之说，其后吴夌云、罗振玉、胡小石等皆主兆文之说，并验之以甲骨卜辞，其说可信，然并不能由此废灼龟之说，因灼龟乃占卜的主要手段，两说可并存。筮则是另一套占卜方式，《说文·艹部》“蓍，蒿属，《易》以为数。”⑥所谓“为数”即计算之意，《系词》之揲蓍者即是。由此而论，卜筮实作为两套不同的占验方法，卜所以为象，蓍所以计数。卜乃直观的方式，而蓍则是推衍的方式。《周易》所营构的占验体系恰恰既是观象的，又是推衍的，这个系统被称为象数之学。《左传·僖公十五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所谓龟，说的正是龟卜。按照《左传》的意见，数乃在象之衍生。古人言象、言数绝不是从美学意义和书学意义上谈论，而是从宇宙论意义来说的，“象”“数”二字因此带有世界观的含义。理解了象数问题，乃能进一步理解《周易》的表达方式，并进而把握《易林》的结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