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时代文艺问题的理论回答

       从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延安《讲话》)到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新时代《讲话》)，70多年的时间，中国社会不但在民族危亡关头站了起来，而且胼手胝足，励精图治，克服重重困难，度过无数危机，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巨大转变。正如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文艺理论的内涵与发展无疑蕴含着深刻的时代精神，正在发生着的“中国奇迹”不但包含着中国文学艺术事业的蓬勃繁荣，更包含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执着坚守、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两个文艺《讲话》不但在理论对话中相得益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文献，更以其强大的理论影响力、时代性、现实性，对中国社会特别是文学艺术发挥着引领与塑型功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理论”。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理论结构、价值旨趣、基本范畴与基本问题、内在逻辑、方法特征，离不开对这两篇重要理论文献的深刻解读。

       一、延安《讲话》的再评价问题

       因为种种原因，学界对延安《讲话》的判断颇有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既有新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对此的全面否定，也有左翼文论对此的全面肯定；既有表面的肯定，内含“欲说还休”的实质性否定，还有那种不置可否的判断。这其中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便是最后一种论调：既强调延安《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当时具体的文艺现实、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的伟大实践，又强调这只是时代的权宜之计，具有强烈的革命斗争时代的特点，当然也因此具有时代的巨大局限性，特别是应对特定时期发生的深重灾难负责；既强调其方法论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和指南意义，又强调其思想观点已经随着革命斗争年代的远去而失去阐释效力，并不具有普遍价值。诸如此类的看法，貌似公允全面，但细究起来，却又存在相当多的逻辑漏洞和似是而非的判断。如何看待延安《讲话》，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经验教训，对于真正深入理解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代表的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实质、深刻内涵、目标任务，都颇有前提性、基础性意义。

       首先，延安《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和里程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典范。从它对当时意识形态建设和革命文学的指导，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关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美学想象的塑造；从它对社会主义文学的初步探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到它对亚非拉殖民地革命文艺和左翼文艺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和深刻影响，都可以充分证明。①日本颇有名气的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指出延安《讲话》提出的一些观点和主张，“不仅是中国的，而应当说是一切国家的革命文学家、有出息的文学家的座右铭和工作指针”。②

       如果我们肯定了延安《讲话》在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中的经典意义和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价值，那么我们就已经肯定了延安《讲话》所拥有的结构系统、理论要旨、精神实质、主要观念和方法论的价值，根本不可能得出结论说，唯独方法论仍然具有价值，其他的都是暂时的乃至错误的。理论是一个系统，立场、观点与方法是统一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之一。马克思就曾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③辩证法与其在研究对象上所得出的观点及其价值立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果只保留延安《讲话》所谓方法论的价值，切割其与基本思想观点的关系，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否定，一种把延安《讲话》知识化、“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因为思想观点中必然包含着价值立场、意识形态，不存在“零度的”思想。正如恩格斯在谈到共产主义理论时所指出的：“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④

       其次，还有观点认为，延安《讲话》的语境是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特殊时期，强调的是关于“革命文艺”的方方面面，那么，对于和平建设年代的文艺或者说对于一般文艺，可能并不具有普遍价值。其实，这里模糊了两个问题：

       一是并不存在普遍主义的文艺理论，真正有价值的文艺理论往往都是直面具体现实问题与需要而提出的，无论它是演绎的还是归纳的，因此总是带有时段性和地方性知识的特点。从最具演绎特点的柏拉图到带有归纳特征的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思想，都是针对当时社会需要和文艺自身的发展而提出，我们能说他们讨论的只是古希腊文艺，对于一般文艺和后世文艺已经失效？追求所谓普遍有效的文艺理论是典型的本质主义思路。

       二是从文本本身出发，延安《讲话》也并不是只就“革命文艺”谈“革命文艺”，而是常常在文学艺术史和文艺一般原理和规律的意义上来讨论的。譬如，讨论文艺的源泉问题：“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⑤讨论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关于文艺问题的“糊涂观念”：诸如“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与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等等，从文本上看都并非只讨论“革命文艺”，更不会只对研究“革命文艺”有指导价值。如果说，延安《讲话》有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的意义，经典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已经为我们新的现实提供了现成的甚至一劳永逸的答案，而在于它的问题性，它提问的方式及其提出的问题和当时的回答所具有的启示。卡尔维诺在谈起阅读经典的意义时说：“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⑥这对于我们如何评价延安《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很有启发性。面对经典，我们需要不断开掘其对于我们的独特意义与价值，而不是在历史尘埃里老调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