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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又称“中国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前者偏指研究领域，后者偏指现代学科，二者的共通之处是深植于经史子集知识学谱系的“兼性阐释”。兼者通也，经史子集的兼收并蓄和参稽众说，从阐释主体、思维方式和文本纂集等不同层面构成兼性阐释的学理依据。经史子集典籍的互文性、学派的融通性以及批评方法及心态的“平心而论”，铸成兼性阐释的古典形态。“集”奠其基、“史”开其局、“子”拓其疆和“经”聚其力的百年历程，形成兼性阐释的现代嬗变。经史子集之兼性阐释理念及方法在中国文论领域的创造性转换，催生出文论典籍的“新四部”、大学教育的“新文科”和学术话语的“中国性”，从而彰显出兼性阐释的当代价值。中国文论的兼性阐释，既区别于“以西律中”的强制阐释，又区别于“专业主义”的端性思维，从而在镜鉴西方、通变传统的基础上于文学理论领域重塑中国方案、中国范式和中国特色。
是个象形字：只手持双禾。《说文解字·秝部》：“兼，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④《说文通训定声》释“秉”云：“手持一禾为秉，手持两禾为兼。”⑤从一禾到两禾，“兼”已是“秉”的倍数。“兼”还可释为“三”。《文选·鲍照〈还都道中作〉》“俄思甚兼秋”李善注：“兼犹三也。”⑥汉语成语有“日夜兼程”，这里的“兼”又是所有基数的倍数了。“兼”的“事半功倍”不仅是数量化而且是品质性的，因为“兼”与“同”“容”“包”“怀”等字同义。《孟子·滕文公下》“周公兼夷狄”焦循正义称：“兼、同、容三字义同。故杨倞注以‘兼术’为‘兼容之法’。君子之容物，亦犹天子之同徐方。《广雅·释诂》云：‘兼，同也。’本诸此。容之义为包，包之义为怀。”⑦“兼”甚至与“通”同义。《管子·五行》：“天子出令……命行人修春秋之礼于天下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集校引张佩纶云：“兼，通也。”⑧“兼”一旦与“通”互训，其阐释空间就可以囊括整个宇宙了：于时空是《庄子·天下篇》说的“六通四辟”⑨，于人类则是《白虎通义》说的“圣者，通也”⑩。 西语有词根，汉语也有词根，而汉语的“词”之“根性”有二：一是决定这个词之根本义的字，二是这个字最早的释义。就本文的关键词之一“兼性阐释”而言，“兼”这个汉字是它的词根，“兼”最早的释义(手持两禾)则是它的词根之词根。“手持一禾”者，固守一端，偏于一方，是《庄子·天下篇》所说的“方术”，或称为“端性思维”或“端性阐释”；“手持两禾”者，兼和包容，会通适变，是《天下篇》所说的“道术”。依照《天下篇》的描述，上古文明史之嬗变是“兼”在前而“秉”在后，“悲夫!道术将为天下裂”。在汉语阐释学的语境下，中国文论研究如何从“方术”返回“道术”，如何从“以西律中”的强制阐释和“专业主义”的端性思维返回到传统文论的兼性阐释，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生长于“兼”“通”互训之语义根柢的中国文论的兼性阐释，其理论的逻辑维度有三：一是主体身份之兼性；二是思维方式之兼性；三是文本纂集之兼性，三者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兼性主体具备兼性思维，兼性思维创生兼性文本。分述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