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20)06-0044-09 中国诗论有时候说“吟咏情性”，有时候说“吟咏性情”，到底是“情性”还是“性情”呢？这两个字位置的颠倒只是一个不经意的互用，一个文字游戏，一个抄写错误还是暗藏着什么巨大的玄机呢？①这种不同的说法背后有没有什么微言大义、重大的理论转向呢？它昭示着什么诗学理念的变化？这种不同对中国文学的格局与价值取向有什么重大影响？这是一个有趣而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甚至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但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 一、“吟咏情性”与“吟咏性情”并存 在中国传统的诗论中，诗歌“吟咏情性”与“吟咏性情”两种说法确实都是比较常见的。比如《毛诗·序》里说“吟咏情性，以风其上”[1]63；钟嵘《诗品·序》里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2]4？而刘勰《文心雕龙》的《明诗》篇则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3]65；《情采》篇里也说：“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3]538。隋朝的王通在《中说》中提出：“诗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无诗，职诗者之罪也”[4]。严羽在《沧浪诗话》里也提出：“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5]。总之，像这样认为诗歌是“吟咏情性”的提法实际上还有很多，讲的都是诗歌是人的“情性”的表现。 但是另一方面，认为诗歌是人的“性情”的表现的诗论也有很多，比如同样在《文心雕龙》里，《征圣》篇则有：“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3]15的说法；而《情采》篇里也提出：“研味李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3]537，这里提到的都是“性情”而不是“情性”了。在以后的诗话中，认为诗歌是“性情”表达的也有很多，如明朝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提出诗以性情为主，《三百篇》亦只是性情；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提出：“《三百篇》直写性情，靡不高古，虽其逸诗，汉人尚不可及”[6]；叶燮在《原诗·外篇》中提出：“作诗者在抒写性情，此语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而未尽夫人能然之者矣”[7]287；袁枚在《答施兰垞论诗书》中说：“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子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8]；等等，像这样提出诗歌是吟咏“性情”的说法也很多。那么，问题的关键来了，中国诗论中的这些吟咏“情性”与“性情”的所指到底是“情”还是“性”呢？“情性”与“性情”是一样的吗？如果不同，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二、“情”“性”的区分 在中国的语境中，如果我们分开来谈“情”和“性”，“情”和“性”是完全不同的。“情”多指接触外物而发生的自然反应，而“性”则是人天生的本性，“性”是人本身的内在本性，而“情”则是“性”在具体环境中的外在表现。儒家讲的“性”是“天性”，《中庸》里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9]46，强调性自内生。《荀子·性恶》篇里就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10]333。而《荀子·正名》篇也强调：“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生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10]315。生来就是这样，这就是“性”，强调“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也强调生之自然之资就是“性”，在《天道施》中董仲舒说：“变谓之情，虽持异物性亦然者，故曰内也。变情之变，谓之外。故虽以情，然不为性说”[11]418。这样看来，“性”是内，“情”是外，“情”是有这样的“性”的人受外界刺激而产生的反应，“性”不易变，而“情”易变，这是关于“情”“性”的一个基本看法。韩愈在《原性》篇里指出：“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12]20。性之品有上中下三品，具体内容便是仁义礼智信五端；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品，具体表现为喜、怒、哀、惧、爱、恶、欲，韩愈强调“性”乃人之天性，是与生俱来的，而“情”则是接于物而生的。看来，强调“性”是人的天生本性，而“情”是“人性”的外在具体表现，这是一致的。差异也许只在人的这个“性”本身是善的还是恶的，其不同在于怎样看待这个“性”的具体内涵上，但“性”的形而上的性质与“情”的形而下的性质这个问题本身是没有争辩的。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思想界关于“性”的理解变得更为复杂精深了，但其作为人的内在本性的意思并没有变化。比如张载区分了普遍的“天地之性”与个人的“气质之性”，也就是说“气质之性”因为每一个人自身情况的不同而不同，而“天地之性”则是普遍的共同的性质规律，这实际上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问题。而到了程朱理学那里，“性”则成了事物自身客观的“理”，程颐就曾指出：“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13]。程朱理学强调的是“性”的客观存在，是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一物都有自己的理，一物须有一理，它的外化表现即各种具体事物。在朱熹看来：“性，不是有一个物事在里面唤做性，只是理所当然者便是性，只是合当如此做底便是性”[14]。事物运行的客观之“理”便是“性”，人存在之理便是人的“性”，所谓：“生之谓气，生之理谓性”[15]。有所谓“理之性”，也有“理”具体表现出来的“生之性”，但“性本身”是客观不变的。总之，正如朱熹在《孟子集注·告子上》中指出的那样“性”是形而上者也，性是指物自身之理，而对于人来说，性就是人自身之理，是理当如此的人性，它是本体意义上的。也正是因为朱熹强调“性”的天理维度，强调诗歌的“性情之正”，自此以后中国诗论在“情性”还是“性情”的问题上，大都选择“性情”这一表达方式，强调情自性出，强调情的理性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