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21)1-0008-06 从2014年春，习近平首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关于“多彩、平等、包容”的新文明观的著名演讲，到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关于《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再到2020年在世界卫生大会呼吁“团结合作战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围绕文明交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逐渐形成了系统完整、独具特色的新时代文明观。从结构、叙事、特征三个维度全面审视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不仅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规律、发展趋势，也对回应和澄清“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非控制性提供分析视角。 一、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的结构之维 长期以来，“文明同质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文明终结论”“文明阶级论”等错误论调让一些人在如何看待人类文明上产生了疑惑和迷茫。面对世界文明交流这个永恒话题，习近平给予了启迪式回答，这些回答成为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体系结构的重要构件。 (一)不同文明特色论 在新时代境遇下，客观阐释不同文明只有特色、多样之别，廓清并无高低、优劣之分，明确人类文明寓于而又超越五大社会形态和两种制度文明，是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的首要界定和根本前提。习近平对此作出了创造性揭示和系统性阐释：一方面，不同文明各具特色是人类文明的发生样态和基本特征。人类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多样化的，多样化体现着文明的本性。基于此，习近平巧妙用“七彩的阳光”喻指“多彩的文明”，并进一步阐述：“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1]322究其多样性根源，主要是不同文明在自然环境、民族传统和物质资料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性所造成的。“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1]421，使世界文明各具特色。马克思曾解释道：“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2]240另一方面，不同文明传承特色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条件和活力源泉。每种文明要想保持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就需要传承文明特色、发挥民族优势，才能在世界文明史上屹立一方。正如习近平所说，“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1]160，人类文明进步繁荣，需要每一种文明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才能使“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1]256。需要指出的是，每一种文明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在交流互鉴中因自然或人为因素呈现出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但并不代表文明有高低优劣之分。相反，正因为特色差异而蕴含交流互鉴的可能，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3] (二)东西文明互鉴论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两大文明体系，即东方文明(亚洲和北非文明)和西方文明(欧洲和美洲文明)。东西文明存在明显的差异，但也具有共通性。习近平曾用茶和酒生动揭示了东西文明“兼容”的关系：“中国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欧洲则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1]103在新时代境遇下，习近平东西文明互鉴论具有充分的理论实践依据。首先，东西文明交流互鉴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决定着人类社会具体实践活动。无论哪种文明处于何种发展阶段都要受其约束和支配。伴随全球化和现代化，东西文明交流互鉴，互相汲取优秀成果，改变自身文明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成分和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成分，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其次，东西文明交流互鉴是每一文明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4]46换言之，人类面对各种挑战，就应该主动交流、加强合作，推动文明包容互鉴、共同发展。历史经验表明，东西文明交流互鉴越频繁、越深入，彼此之间也就越尊重、越认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就越牢固。最后，东西文明交流互鉴是由人类文明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习近平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1]76-78续写东西文明新辉煌，就要遵循人类文明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等基本属性，着眼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文明创新发展，才能建设东西文明共荣之桥，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1]421 (三)文明冲突超越论 针对当前“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主导文明论”等论调的重新泛起，习近平提出了文明冲突超越论，作为人类文明交往的应然模式来回应世界文明交往相关问题。他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5]59为了全面把握这一论述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还需要廓清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倡导文明冲突超越论，推动“文明和谐发展”并不意味着消解或放弃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以及思想文化的边界。应该看到，“超越”“和谐”是本着中国与其他民族和国家于历史境遇、现实诉求、未来关怀的“求同”考量，但同样不可忽略的是“存异”，在具体文明交流互鉴活动上还须把握“度”。这个“度”就是要求我们注意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不同国家选择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思想文化等都是由其自身的国情所决定的，若“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1]161其次，倡导文明冲突超越论，坚持“文明多元并存”绝非一定推论出不同文明对立冲突的存在形式。“文明冲突论”错把“相关性”当作“因果性”，将文化差异的影响无限扩大，认为其不仅导致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以及宗教信仰等不可相容的对立，还可能引起世界八个文明板块的“断层线”地区不可调和的冲突。其实，“遮羞布”背后掩盖的实质是主张西方文明中心论，以西方文明的全球化来解决不同文明差异，攫取“战略利益”和“全球霸权”。习近平文明冲突超越论为人类提供了“共存共生”的认知框架，“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1]78最后，倡导文明冲突超越论，主张“文明交流互鉴”并不表示与坚定文明自觉自信相矛盾。文明自觉自信与交流互鉴不是彼此排斥，而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文明自觉自信不是自吹自擂、自诩自封的，而是在比较性世界视野中与他者文明对话互动确证的，借鉴其他文明优秀成果才更有理由自觉自信；另一方面，文明交流互鉴在文明坚定自觉自信的基础上才有意义，非消弭认同、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在文明的交流碰撞中失去自我。诚如习近平所说：“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1]161-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