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0)09-0083-07 巴赫金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已面世近半个世纪，但在今天的语境下再回看这些思想，仍然具有很大的阐释空间。巴赫金的诗学思想并不只是文学思想，它还是一种历史的生成，其背后有着深厚的哲学背景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其概念术语有的是历史概念的再生，有的是某些哲学或科学观念的重构，但在巴赫金理论体系中都获得了新的内涵，成为当代俄罗期乃至西方文论中重要的术语。在巴赫金依靠狂欢化和对话性构建的理论体系中，梅尼普体是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概念，它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和文化内涵，同时也是一直存在争议的话题。对这一概念的来源、流变、内涵和本质做一梳理和澄清显得尤为必要。 一、梅尼普讽刺(梅尼普体)概念的来源 “梅尼普讽刺”是以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加达拉犬儒派哲学家梅尼普的名字命名的，但该词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世纪。罗马时期学者瓦罗把自己的作品集命名为《梅尼普讽刺》，但这只是一部个人文集，所以该名称并不是指一种体裁。事实上，梅尼普和瓦罗只是留下了一些莫名难懂的片断，以至于后来的人们可以做各种想象性的解读，而且现今留下的属于后来所说的梅尼普体的作品也并不多，像波爱修斯的《哲学的慰藉》、卢奇安的《悲剧的宙斯》《伊卡罗墨尼波斯》《尼格里诺斯》《神的对话》、彼特罗尼的《萨蒂里孔》等作品，但在当时这些都并没有被称为梅尼普讽刺。 据考证，“梅尼普讽刺”这个词组作为体裁概念是从16世纪开始的，并且当时是特指诗和政论性散文结合的一种形式。17世纪卡素朋①确立了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梅尼普式的体裁在欧洲文学中的传承性。因此，梅尼普讽刺作为一种体裁是在16-17世纪，先是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后来产生了相关理论。在巴赫金为苏联百科词典撰写的“讽刺”词条可以看出，巴赫金接受并借鉴了这种观点，并认为梅尼普讽刺作为术语是从16世纪开始。他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的补充和修改》中指出，在16-19世纪尤其是17-18世纪的欧洲文学中，梅尼普讽刺一词经常会和“卢奇安对话”这一术语相提并论，但后者只是狭义上指《死者对话》。[1](P361) 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用梅尼普体(меннипея)一词来代替和指称体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文本中与欧洲文学史上的梅尼普讽刺(меннипова сатира；menippean satire)相关的因素和特征。这个词在构词上与表示文学体裁的俄语术语词如叙事诗(эпопея)、悲剧(трагедия)、田园诗(идиллия)具有相同的构词后缀，但是，相较这些同样来自古希腊罗马却相对特征稳定的术语，梅尼普体却是一种处在形成之中的历史性范畴，它只是代表了一种体裁的本质方面，并不是僵死固定的标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四章中，巴赫金认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体裁特征具有重要影响的是属于古希腊庄谐体的两种体裁，即苏格拉底对话和梅尼普讽刺。这两种类型因狂欢化世界感受和民间因素而彼此联系和相互渗透，具有深层的联系和内在一致性，也共同存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个性之中。巴赫金在论述梅尼普讽刺的起源时，也表明其产生的时间要早于瓦罗，由于史料残缺，梅尼普本人的原作已经无从考证。巴赫金指出，梅尼普讽刺“是和梅尼普的命运相联系的，但梅尼普的文字却并没有流传下来”。从瓦罗开始，从已有的研究资料来看，早期代表人物以犬儒学派为主，他们的“梅尼普讽刺用民间语言写成，拥有庄重的哲学内容，加入具有幻想情节的可笑形式，充满幽默地宣传了犬儒学派的主要思想”。[2](P182)巴赫金对梅尼普体渊源的梳理表明，狂欢性的世界感受是联结起各个时期诸多特征的深层意义结构。 在对苏格拉底对话的研究中，巴赫金就强调了其中的狂欢化基础，他看到苏格拉底形象的两重性，其中存在着主人公的降格，也就是说，主人公的形象是在狂欢式神话氛围中形成的。之后在所列举的卢奇安的《悲剧的宙斯》中，巴赫金把奥林匹斯山比作狂欢广场：地狱和神山、奴隶和帝王互换位置，如同农神节庆典上的脱冕和加冕，而完成这一仪式的因素是死亡；在《萨蒂里孔》和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中，巴赫金则关注了其布局结构上的狂欢化特点。巴赫金指出，在对待生与死这样终极的哲学问题时，梅尼普讽刺表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和表现力，因此，他说狂欢化“已渗入梅尼普体的哲理核心”[3](P173)。巴赫金认为，基督教土壤上的文学叙事体裁也受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天神故事的影响，而其中的狂欢化因素依然存在，这从古犹太王的脱冕加冕仪式可见一斑。同时这一时期的叙事作品又发展了对话因素、磨难、考验、精神反常等情节特征和方法。而到了中世纪，拉丁宗教文学中特有的讽刺性模拟和半讽刺性模拟文学被狂欢化，这进一步强化了梅尼普讽刺体裁的特点。 阿维林采夫在《雄辩术和欧洲文学的起源》中也对梅尼普体作为术语的时间、目的和意义进行了考证。他充分肯定了这样一种具有混合性特征的体裁的存在及其对罗马时期文学的促进作用，但他并不认为应将其称为梅尼普体，因为虽然梅尼普讽刺真正作为文学术语是在16世纪开始，但是他指出：“该词组(梅尼普体讽刺)用在这里实际上像瓦罗的用法一样，两次都不是为了说明体裁，梅尼普讽刺这个题名只是作为一种参照：瓦罗想说的是仿效梅尼普，法国的作家则是要仿效瓦罗。”[4](P200)但可以肯定的是，“梅尼普在这一标准中是体裁的引导者，是新时代文学中长篇小说和小说长篇化的历史前提”[5](P525)。 梅尼普体从形式上说是多种体裁、多种文体的结合，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主要是诗文结合的跨文体形式；从内容上来看梅尼普体是阐述当时哲学思想的一种方式。所以，“梅尼普体”作为体裁的引导者，总是孕育着其他体裁，特别是长篇小说，体现了强大的体裁张力。 二、巴赫金梅尼普体裁理论的形成 关于巴赫金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梅尼普体裁理论进行研究，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莫尔多瓦奥加廖夫大学档案馆保存的巴赫金《学术著作一览表》目录中可看到《梅尼普讽刺及其在小说史中的意义》一文在列，1941年完成的四个印章的手稿《研究摘记》中提到了这篇文章。而1944年完成的《对“拉伯雷”的补记和修订》应该视为是巴赫金从哲学史角度观照梅尼普讽刺之意义的较早的文字。因此，可以认为作者对梅尼普体的关注是在拉伯雷研究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伴随他对体裁理论的研究出现的，在40年代末对关于拉伯雷的论文修改过程中初步形成”[6](P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