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学界关于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研究蔚成了新的热潮，这股热潮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臻于完成和不断完善而同步推进的。它既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果，成为其理论表述和学术体现；又是社会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因，显示了学术理论对于社会实践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期间代表性论文有季水河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在20世纪的多向展开》(2005)、汪正龙的《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多重内涵、当代发展及面临的挑战》(2009)、胡亚敏的《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当代拓展》(2017)等，专著有顾兆贵的《艺术经济学原理》(2005)、陈奇佳的《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当代诠释》(2011)、刘方喜的《审美生产主义：消费时代马克思美学的经济哲学重构》(2013)等。这些论著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作出了新颖、独特的阐释，也进行了延展性、开拓性的研究，所涉内容包括艺术经济、文化产业、消费文化、审美生产、生产性批评等，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但是，在“艺术生产”论域中仍有许多基础理论问题远未可言准确理解和真正解决，因此仍需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典，领会其本真精神，作进一步的探索和开掘，使其介入现时、辉映当下，充分激活其刚健不陷、日新其德的现代生命力。 一、“艺术生产”概念的提出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关于“艺术生产”问题有一段极其重要的论述：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①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明确使用“艺术生产”一词。不过其中“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一说不无费解，出现了两个“艺术生产”概念的叠用，但正是这一名同实异、一词两义的两个概念的叠用，有可能透露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重要奥秘。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导言》是一个未完成的文本，但又是马克思本人非常重视的文本。马克思自1857年10月起开始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在1858年5月底中断了写作，着手重新整理材料。《导言》共四个部分，第四个部分有一个很长的标题：“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但正文只是提纲式的，仅列出标题和写作时应予注意的八个要点，以及单独标示的论及“艺术生产”的一篇短文。而这篇短文正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其论述的内容与上面第六个要点“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相关。 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的《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曾提起这一文本：“我把已经起草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②此处马克思确认，《导言》对于整个《资本论》的撰写具有“正要证明的结论”的意义，虽然不宜预先将其公布出来，但要达成这一结论却需要经过艰苦精进、锲而不舍的探索才有可能。所谓“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符合马克思倡导并践行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③的辩证思维，通过不断上升的逻辑行程，最终到达综合了众多规定的思维具体。 由于这篇《导言》是被中断和压下的，所以令人遗憾地留下了许多思考和论述的空白，譬如文中曾拟对于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进行讨论，但这计划并未实现，仅仅讨论了希腊艺术，而后写作便被中止了，其他各个要点的写作也没有完成。不过《导言》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乃至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则是毋庸置疑的。有研究者指出，由于写作和出版的特殊遭遇，《导言》可能是受到最广泛讨论乃至质疑的部分，但它作为马克思成熟时期作品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则不会有多大争议。④ 《导言》开宗明义地宣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于物质生产：“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⑤早在《神圣家族》(1845)、《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共产党宣言》(1848)等著作中，马克思对于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因果关系就多有论述。后来在《序言》中，马克思明确论述了物质生活对于精神生活的制约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⑥毋庸赘言，以上关于精神生产的讨论也涵盖了艺术生产。 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是一个历史范畴，考察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必须将其当作一定的历史形式来加以审视。他在批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昂利·施托尔希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互关系所持的反历史态度时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⑦如果像施托尔希那样，不是把物质生产当作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