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是政党、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在复杂多变的现代世界中，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产物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反本质、无中心、无标准的解构性思维出现，强调非理性、多元性、偶然性，其所包含的解构主义、虚无主义威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和践履，试图改变我国的意识形态环境，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与积极应对。 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三大误区 后现代主义揭露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和问题，但仍然存在误区，应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特征来明晰其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出的挑战。 1.意识形态的“终结” 后现代主义主张意识形态的“终结”，这种“终结”并非意味着完全抛弃意识形态，而往往表现为意识形态弱化、意识形态多元化、非意识形态化。其一，意识形态理论在后现代主义挑战、颠覆、消解传统的思想指挥下，要求告别传统意识形态观所倡导的政治斗争思想，主张“消除”意识形态斗争。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产生于后工业时代，在这一时代，科学技术正以一种强大的理性力量将社会结构拆分成形形色色的零件的组合，以维持阶级社会机器的运转，技术理性在变成意识形态的同时产生社会主体非批判的顺从意识。霍克海默曾批判指出：“在机器发展已经转变为机器控制的地方，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趋向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最后导致的是对人的总体把握，这种落后的状态也并非是不真实的。”[2]反观自身，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发展尚未与物质发展相匹配，文明的天平同样存在失衡现象，但我们切不可掉入只求经济发展而丢弃思想超越和理想诉求的圈套之中，而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推进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动力。其二，后现代主义倡导在价值多元、道德相对的社会背景下“一切皆准”，让一切思想观念、价值理念都拥有“出场”机会并占领一席之地，否则就称之为意识形态“专制”。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一方面宣传所谓‘政治非意识形态化’，把自己的立场说成是非意识形态的，把对于国家的统治说成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的精英政治、专家治国论的典型观点)，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又把新自由主义全面渗透到执政党的各项具体政策之中，渗透到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之中”[3]。可见，资产阶级不过是以“意识形态终结”的口吻，继续说服本国公民以获取普遍支持，再转身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推销其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其三，在后现代主义者眼中，“真理不过是某些人出于某种动机，利用某种权力话语‘人为地编造出来的一系列游戏规则和符号系统’”[4]。他们强调，社会成员作为单一体应当抵制权威、拒绝标准，在游戏生活中充分享受价值。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中，后现代主义思潮所隐含的政治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使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失去存在的价值，使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消失殆尽。 2.历史的“虚化”“断裂” 伴随着现代性所形成的传统历史观认为，拥有理性标准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因果的、线性的、全面的发展过程，所以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理性进化的历史。后现代主义思潮却背道而驰，拒斥理性动力原则，反对历史是一个连续、进步的过程。一方面，为了否定历史真相存在的可能性，彻底表明求差异、反唯一、反确定性的立场，后现代主义者提出“文本主义”。在德里达看来，语言、文本是世界唯一的本质存在，世界是由一堆不确定的文本组成的。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论”，他认为语言就是游戏。语言没有本质，没有终极意义。[5]在相同的文字符号下，书写的文本和概念总是为语境所限定，其意义无法最终确定，所以文本体系的不确定性导致在人类发掘这个由文本组成的世界及其中的事物的意义时，出现意义的“延异”“模糊化”，因此人类把握的历史只能是无真理、非真实的历史。“文本主义”模式下的历史解读，将“历史变文本”，视“史学若文学”，在自设的框架内强调以主观性为支撑，进行历史“想象”和历史“发明”，如此“虚叙”客观事实的行为无疑吞噬着当今社会历史研究求真求实的科学导向，冲击着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常常夸大历史的“断裂”，抵抗那些宣扬历史连续性的传统理论权威，抹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福柯提出：“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6]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记录者具有不同程度的意识选择倾向，这一现实制约可能遮蔽史料的真实度，因此连续、完整地研究历史是不可行的。后现代主义还以“叛逆精神”对抗历史规律。鲍德里亚反对将生产力定义为一个被历史赋予特权的具有决定性、统领性作用的领域，认为马克思的总体性是其理论的致命要害，“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把人看成被剥夺的、异化的人，并将之与总体的人联系起来”[7]，而这种脱离现实的虚假总体存活在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之中。其实，后现代主义者醉心于在历史长河中“游荡”，正是向现代性危机“俯首”、始终甘愿依傍于资本主义礼会状态的表现。假若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迷失方向，乱了阵脚，恰恰是掉进后现代主义的“陷阱”之中，由此必然会消除现代化的坚定意志，失去追求发展的动力。 3.殖民主义的“变身” 作为后现代主义延伸的后殖民主义，是以前殖民地国家与前宗主国之间文化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后殖民主义不仅表明与殖民主义的时间先后区别，更强调在侵略方式上与殖民主义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文化精神领域。作为后殖民主义领域的奠基人，萨义德通过分析“东方主义”——殖民宗主国想象、虚构“东方”进而贬低、弱化东方的做法，揭露西方国家利用权力话语体系，试图在将东方形象固化和他者化的过程中满足自身的殖民统治需要。后殖民主义实质上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力图使东方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能从世界文化边缘回到应有的位置，所以不能否认，后殖民理论具有为非西方文化正名的意义，但在后现代主义浪潮下殖民主义却“摇身一变”，开始了新一轮的东方“扩张”。后殖民主义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渗透着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容易使前殖民地国家在批判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增加本民族的危机感，一味保护本民族文化、抵制一切外来文化，而陷入文化保守主义。背离历史趋势的民族，与世界脱轨的文化，在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影响面前将不战而败，所以，必须警觉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大中华中心主义”倾向。另外，后殖民主义基于反本质、反标准的立场，拒绝把东西方截然相对，反对过分强调东西方民族和文明的独特性，否则只会陷入地域狭隘主义和本土蒙昧主义。由此不少落入后现代主义“圈套”的学者认为，只要忽视东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冲突和文化差异，不同国家和民族就能走向和谐繁荣。叶险明指出：“学界持续多年的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不仅没有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性发展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产生多大的积极作用，而且‘西方中心主义’还以各种形式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呈继续蔓延之势。”[8]而今，西方的文化渗透和文化殖民正举着“多元文化互通”的旗号袭来，“不妨说，后殖民主义的实质是欧美列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刀光剑影之后由非武力对峙到友好外交的文化侵略政策。因此，我们可以姑且将后殖民主义看作是一种不平等的跨文化交流现象”[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