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633/j.cnki.11-2579/d.2019.0159 一、引言 青年是社会发展中最为活跃、最具潜力的一支力量，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因其独有特质，时代赋予青年群体历史使命和社会担当。考察青年群体价值观，追踪青年思想动态及解读青年文化，一直是学术研究和社会关注热点。而青年价值观则属于其思想动态和专属文化的源头，它支配着个体的思维特征、情感表达与行为方式，对青年的信仰确立、人生追求和责任担当起着重要作用，科学正确的价值观是引领青年成长成才的关键所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如何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这成为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必须思考的问题。1982年《人民日报》在“五四”青年节发表社论《当代青年的使命》，将邓小平给《中国青年报》和《辅导员》杂志的题词延伸为“培养青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有强健体魄的新一代”。这是党和国家对青年一代的期望，后将这四条要求作为青年成才的标准，简称为“四有”青年。随着改革开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推进，60、7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为改革开放早期的弄潮儿和建设者，他们在个体反思与群体争辩中寻求个人价值定位，积极投入改革大潮，参与意识也空前高涨；随着市场作为资源的主要配置手段，追逐利益最大化成为个体生存的法宝，加上我国法制建设未能与经济建设齐头并进，80年代中后期青年在寻求反叛中解构权威，价值观从理想主义走向实用主义；90年代互联网大潮兴起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生活于市场，成长于网络的青年群体，对政府和社会性事物关注度降低，个性与实惠并重，加上“单位人”减少，“社会人”大增，其价值取向由社会主导型转为自我调节型；2007年以来，党和政府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凝心聚力，找寻群体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青年在多元文化激荡中彰显理性主义。 时代前行，青春接力，历代青年都有专属的价值观，日用而不觉。因为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人们改变的不仅仅是生活、行为、交往方式，还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青年是社会群体中思维活跃、接受能力强、求知欲旺盛的特殊人群，但他们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还未完全定型，极易受外界因素影响而摇摆不定。所以，F.马赫列尔认为“青年是一个生物、心理、社会、价值、历史的综合实体”[2]。 为了更好地梳理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变迁轨迹，笔者将改革开放40年分为四个阶段，即1978-1986年、1987-1991年、1992-2006年、2007-2018年，划分节点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界点，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规定培养“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任务，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上述划分依据，在于青年价值观的变迁是社会变革的折射，探究其轨迹绝不能脱离社会大环境，更不能割裂个体与社会的依存性，否则易陷入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之中，无法理解实际问题。 二、1978-1986年：个体反思与群体争辩，价值观定位由群体本位向个人本位偏移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是群体价值观高度集中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权、专制、自私则被社会主义提倡的平等、民主、互助的新型社会关系所取代，党风廉洁，行风正气，民风淳朴，各行各业的人们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潮之中。其中以雷锋、欧阳海、刘英俊、吕翔璧、刘道友和“青年突击队”为代表的青年典型，他们甘于奉献、乐于助人、敢于担当、艰苦奋斗的价值观为青年群体树起一面旗帜。但十年“文革”崇尚阶级斗争，人与人之间武斗频繁、举报成风，同事互挖、朋友相欺、父子反目、夫妻成仇，最终导致人人自危、彼此设防，友爱、互助、奉献等价值观失去了现实土壤和存在价值，青年群体中更是出现了思想混乱、信仰迷茫，明哲保身成为个体应对现实的第一法宝。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中心任务发生重大改变，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难探索，特别是思想的解放，融化了人们心头积蓄已久的坚冰。改革开放初期剧烈的社会变革促使青年主动审视社会主流价值观和个体价值观的差异，甚至更深入地思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探索如何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等问题。引爆全国青年大讨论的事件是1980年5月刊发在《中国青年》上署名为“潘晓”的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来信。信中她困惑于个人成长经历，追问“人为什么活着，自私是不是人的本性，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人生信条对不对?”引发广大青年写信参与讨论。短时间内，编辑部收到各地5万多份稿件和来信，专题讨论论文也多达百余篇。个体反思的是个人利益能否在社会利益中得到体现，亲情、友谊、爱情为何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信任、友善、平等、互助是否真实存在。群体有赞同的，也有批评的。随后《中国青年报》展开人生观讨论专栏，收到稿件8万多份。“潘晓”来信是青年个体对人的本质和人生价值的思考，群体争辩是对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期间片面否定个人利益，强调社会和集体利益至上的质疑。“大多数青年对社会、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有较正确的理性认识，在肯定个人发展、个人利益存在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社会、集体利益是个人得以发展的前提”[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