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百多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德国的资源与俄国的资源一直交替出现。而决定其传播度的，往往与时代转型、知识界的话题调整有关。左翼作家当年翻译苏俄的批评理论，乃是克服个人主义式的惯性，希望在解放大众中牺牲自己的旧影。而非左翼学者对于德国美学的凝视，其实在远离阶级意识，在以超功利的方式疗救文学的时代病灶。一般说来，俄国理论在道德的方面颇多建树，德国思想则有提升智性的力量。比如托尔斯泰的思想传播的时候，国人对于其道德化的境界礼赞有加。像周作人这样的人，早期欣赏托尔斯泰，后来对托氏颇多微词，以为是劝善式的书写，易滑入浅薄之境①。而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的日本学者的著述则颇被周作人关注，周作人欣赏的作家、学者的文章，符合康德审美思想的地方甚多，与俄苏文学的距离渐远。他后来与朱光潜等京派学人精神的呼应，背后有着接近的理念。 托尔斯泰传统与康德传统的此消彼长，点画出文学的变化之迹。左翼作家并不全面否认托尔斯泰，英国学者以赛亚·柏林就认为托尔斯泰与马克思主义有接近的地方②。但康德的审美意识则是被革命派的理论家批判过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京派文人受到冷落的时候，康德的厄运也出现于学界。直到八十年代初，蒋孔阳先生出版的《德国古典主义美学》一书言及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还是带有浓浓的微词。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德国古典哲学的许多理论，早被马克思主义扬弃了。 当左翼文化渐渐覆盖一切的时候，单一化的话语成为主调。日丹诺夫主持文化工作的时期，连托尔斯泰主义也成了批判的对象。虽然托尔斯泰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交叉的思路，但后者的批判性更为强烈。不过到了日丹诺夫的笔下，文学的空间日趋狭窄，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都不能在其理论中得到解释。这个现象在中国也同样出现过，当周扬的批评观走向极端的时候，许多作家的写作丧失了被诠释的价值，倒是与其相左的一些学者退回到德国古典美学的世界，使解释世界的笔触进入了新的天地。学术思想这种摆动，乃认知中的一种调整，国人围绕审美意识产生的纠葛，在思想史上牵引出一系列悖谬的话题。 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面临着相近的文化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调整多在内部的认可的资源里慢慢进行着。前苏联的批评家其实早就意识到了此点，1976年，赫拉普钦科的《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发展》开始走红，该书已经偏离了日丹诺夫的思想，对于人的个性与语言的个性的重视，渐渐消解着泛意识形态的力量，托尔斯泰、别林斯基的某些精神复活在字里行间。赫拉普钦科借助革命前的资源来解决艺术阐释中的难题，这是复原旧有思想的一次努力。中国的批评家那时候其实已经嗅到了变化的气息，不久之后，知识界在清理周扬思想的时候，那种重返鲁迅的努力，也带有着赫拉普钦科式的激情。但是这些成效甚微，因为以俄国的思路解决俄国模式留下的问题，似乎有相当的难度。 八十年代的知识界在学术思考中有着自己的叙述策略。重读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抽象出与“文革”不同的审美语言，这些对于清除极左的灾难，都起到不小的作用。不久，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的观念被重新提及，从俄罗斯文学与十九世纪法国文学里寻觅资源的努力，成了一道景观。但这种回归五四初期的写作，很快流入道德说教的窠臼，人们似乎不能从认识论的层面解决根本的问题。一个有趣的现象就这样产生了，文学艺术界真正纠正了极左思潮的是康德的思想。这源于李泽厚的诸多努力，也是多种域外思想合力的结果。《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的问世，标志着思考的新路向已经出现。李泽厚与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不同，不是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而是从康德、席勒再到马克思。回到康德的时候，许多问题变得清晰起来，人的有限性也得到了重新的思考。这对于克服流行的陈旧思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康德主义在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一种主导的思潮，也没有过运动，但在文化重要的转型时期，其哲学思想打开了通往新地的窗口。较之于尼采这类“诗化哲学”在中国的流行，康德带来的是原理性的力量。这个哲学思想不是以单一形态进入国人的思想里的，而是在与其他思想的融合中开始引导开拓者的种种探索。有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在东亚，许多外来思想元素与康德主义是杂糅在一起而出现在批评界的，其中应当看到的是，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时隐时现，这些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都是有趣的现象。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所写的《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看到了抵抗黑暗的主体性的意义，这个思路与李泽厚的思想比较起来，当发现东亚知识人问题意识的相近性。 与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的思想的传播不同，康德思想在中国呈现的是另一种态势。就深入性而言，康德思想的辐射领域似乎更广，他后来取代黑格尔而成为知识界长久思考的对象。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的引人注意在于，“人们可以借着康德的著作来揭示某种甚至更为原始的、因而从他的著作不能推导出来的甚至完全不同的东西”③。如今，我们讨论文艺思潮转型的历史时，除了俄国托尔斯泰以来的传统外，德国的康德哲学的影子，是不能不注意的重要的一环。这是中国批评界自我调整过程的一种输血，外来思想对于旧我的重塑过程，新思想的路也随之开启了。 中国人知道康德哲学，还是在晚清。20世纪初，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中萌动的超功利思想，与康德哲学的引进有很大关系。王国维对于传统文学文本的读解里的心绪情绪，有部分受到《判断力批判》的熏染。他的批评文本绕过了传统士大夫的语境，审美的方式已经另有亮度。此后，在审美方面有所突进的学人，多少参照了康德的思想遗产。五四新学人的审美观，一度有康德的影子，直到后来，普列汉诺夫与康德两种美学观在知识界一直并存。而朱光潜审美理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看法，间接来自康德。八十年代后，李泽厚对于朦胧诗与先锋文学的肯定，是其主体思想的外化。而其审美思想的主要来源，都和康德的背景有关。此后译介过来的新批评理论、符号学研究，其实是新康德主义的微澜。这些康德元素潜在于各种批评文本里，对于重新解释艺术文本，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