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思维作为一种重要的学术生成范式，在巴赫金那里得到了系统建构和出色运用。在巴赫金看来，对话是理论创新的前提，“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1]卷五，114那么这种对话的实质是什么呢?它不是在两种理论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因为“真理不存在于金色的中间地带，不是正题与反题之间的折衷，而是在它们之外，超出它们，既是对正题，也是对反题的同样否定，也就是一种辩证的综合”[1]卷二，431。也就是说，对话是在异质理论形态中经过碰撞而形成新的观点或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或学派之间的并立对抗本身也是对话思维的题中之义;按照巴赫金的思路，越是具有张力的不同思想在其对话中的生长力越大。他自己的学术历程可谓其对话思维学术取向的最好注脚，其把形式批评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而形成的“社会学诗学”范式，彰显出对话思维在理论建构中的方法论意义。 在西方文艺理论史中，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无疑是分别表征外部—内部研究的异质理论形态，看似几无交集的两种文艺观念却蕴藏着巨大的理论张力和学术生长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关系串联起许多重要美学、文论流派和观点。这一问题至为重要，不仅在于其系西方美学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更在于其直指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的建构。虽然弗兰德里克·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托尼·本尼特的《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已经对此问题加以充分关注，但是就系统性和当代文论建构的问题意识而言，中国学者杨建刚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2](以下简称“杨著”)无疑更具典型意义。詹姆逊从意识形态出发揭示形式文论的语言学困境，抑或探掘马克思主义所内蕴的形式美学因素;本尼特从文学本体论出发反思俄国批评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关系，在不同理论形态关系间的辩证性方法论特征固然鲜明，然而异质对话的理论衍生却落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了。相形之下，杨著在研究视角、理论建构与本土关切方面则彰显了巴赫金式对话思维的方法论意义。不过，从对话思维的学术生长力切入，也可以看出杨著文学现实关怀与批评实践感稀薄的缺憾，这或许是学术史研究之力所不及，却是每一位文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一、历时性考察:基于学术关系史的研究视角 固然巴赫金所阐扬的对话思维主张在异质的理论中实现辩证综合，但并不是生搬硬套或为对话而求同的做法，而是建立在科学性前提之上。依笔者之见，杨著立论的科学性体现为消极与积极的双向维度。从消极层面而言，杨著并未受既有理论成见的束缚。似乎“贴标签”“划主义”的做法在中国当代学界尤甚，且不说那并未远去的“唯心—唯物”之分，文学“内部—外部”研究的二元论似乎亦有妖魔化之嫌。按照一般的理解，以历史叙事与主题批评为主色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注重文学要素技术性分析的形式批评“水火不容”，又何来“对话”一说?杨建刚显然不认同这一成见，而是以一种科学态度面对两大理论范式的多元关系。在其积极意义上，他把学术关联置于二者的纵向生成中，从对抗到对话，从方法论融合到互相征用，呈现为一种交叉共生的关系。依照巴赫金对对话思维的诠释，对抗本身也可以看作宽泛意义上的“对话”。如此一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毫无关联，甚至认为此一研究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美学之历史性与实践性等等粗陋之见也就不攻自破了。 具体说来，杨建刚首先从两种理论的价值关涉与批评方法的异质性谈起，诸如“外部研究—内部研究”“社会学批评—形式分析”“政治价值—审美价值”等双向对立的理论属性鲜明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巨大差异。异质并不意味着无法共存，但如作者所言，“将它们各自的倾向推向极端，并且非此即彼地尊奉为唯一合法的理念和方法，那么异质性就会转化为矛盾性，二者的对抗就是必然的。”[2]36这种必然性就出现在两大理论关系史的早期阶段。20世纪早期的苏联文论界即呈现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对抗态势，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与详细的论争过程被作者系统梳理出来，堪称亮点。一般我们对理论研究的把握多着眼于逻辑推演与原理阐明，不太注重史料挖掘与场景还原，对一些学案的描述也多是一笔带过。杨著把1923—1936年间两大理论流派代表人物的论争活动与具体观点梳理出来，也就把两者尖锐对立的状况呈现出来了。这一“史论结合”之方法论在具体史实上的艰难求证，彰显出作者把握二者关系时的科学态度，也为此类学案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接下来，笔触自然转到了亲历这场理论“战争”的巴赫金。巴赫金对此的反思似乎有“各打五十大板”的味道，认为当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是以政治武器打压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观点保守，应对被动。由此，杨建刚提出了有关这一学术史的枢纽性问题:巴赫金自身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形式主义者?不过，作者没有直接给予回答，而是选择让巴赫金自己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来回应:整体性的、对话性的理论特质表明了其在开启两大理论流派对话征途中的重要意义。 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那里，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关系更为有趣。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英国新左派，或者卢卡奇等东欧学者，他们的理论主调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批评。但是，西马学者们特别是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干将，又深受康德美学之熏陶，遵从艺术的自律性逻辑，主张在艺术形式的自我实现中彰显社会批判的革命性力量。杨著将其概括为“形式的革命”与“革命的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我则将其描述为“从‘美学的革命’到‘革命的美学’”[3]，意义指向大致相当。 在其对话场域中，结构主义、符号学等西方当代文艺理论思潮被纳入作者的论述视野，反映出杨建刚基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问题的宏阔视野与总体把握能力，更体现了作者在该主题研究中的科学精神:从梳理学术史的纵向发展中生成具体观点，而不是提出某种假设试图强加论证，常培杰将其概括为“理论的历史化”[4]。当然这一过程离不开作者面对浩瀚资料的艰难爬梳与逻辑架构，其深刻与厚重也自然彰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