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article is funded by the Key Project of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3JJD750003) and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17wkpy86). 引言：历史中的“人—文”学 1918年5月，首次署名“鲁迅”的《狂人日记》刊载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在文言小序的缘起交待之后，一共由13节构成的故事正文以这样的方式拉开了现代中国白话文学创作的序幕：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卷一444) 作品的这个开头，究竟如何理解?作为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其文学构造难道真是无中生有吗?或如常人所论仅仅借鉴西方意识流等现代小说技法?在“现代”与“白话”之外，它是否具有别种美学意义?此种美学意义，是否又内蕴着特别的思想意义?这些追问吁求着一种更内在于鲁迅的文学理解。相当意义上，理解鲁迅就是理解五四文学。如果说鲁迅的文学有特定的内在复杂性，那么这种复杂性其实也属于五四文学。理解五四文学，则必须理解五四运动。就此，一方面，如何理解五四运动，决定了人们对于五四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另一方面，如何理解五四文学尤其是鲁迅，则又会相应影响人们对于五四运动乃至中国现代史的理解。因此，对于历史与文学而言，五四的解释均有着重要的文化政治意义。 近四十年来，中国大陆的五四解释大致历经了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三种范式。政治史范式将五四运动视为民主革命的旧终结与新起源。1981年，胡绳指认“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966)。虽然他区分了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与“爱国运动”两个层面，但是两者的意义都明显由于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历史联系而获得界定。依此，五四呈现为一种“革命性”起源。思想史范式则侧重将五四运动视为思想革命与文化启蒙。1986年，李泽厚同样意识到五四运动包含了“新文化运动”与“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两个方面，他称之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7)。与之同时，海外学者的相关论述被先后译介：林毓生认为五四运动是“全盘反传统主义”，其方式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43)；舒衡哲则直接称为“中国启蒙运动”(10)；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兼容了“知识”与“思想”的革命(12)。依此，五四呈现为一种“启蒙性”起源。近年来，历史学在“自上而下”的传统视角之外开启了“自下而上”的新视角，社会史范式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异军突起。杨念群认为，政治史倾向国家政治，思想史则关注个体心灵，但在国家与个体之间还有社会。他认为，五四主题其实是由“政治”而“文化”再向“社会”的转移，“社会”不仅是五四运动的内在话题，也应是五四运动的考察视角，更可通向“社会革命”的再理解(3-31)。依此，五四呈现为一种“改造性”起源。 通观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三种范式，的确丰富了五四的历史解释，近四十年对于五四与鲁迅的文学史理解，大体也在此范围内。举凡“反封建思想”“反抗绝望”“历史的中间物”等观点，确实深刻把握了鲁迅与五四文学诸种政治、思想、社会要义，但也普遍存在过快将文学加以政治史化、思想史化、社会史化的取向。由此，文学史往往被写成了对“现代性”诸历史的诠释，而政治性、思想性、社会性与文学性的关系要么厚此薄彼，要么脱落断裂。这里的问题是：文学理解与历史理解究竟构成何种关系?文学是否仅仅为历史的一个注脚?文学理解能否提供一种别样视角来参与构造更为丰富的历史理解?文学本身是否就构成了历史的内面?文学如何能既打开自己独有的阐释空间，又与历史形成内在连带的阐释效应呢?如果说近年历史学经历了“自下而上”的转型，那么文学的阐释潜能也许就在于：在“国家—社会—个体”这一主要受西方社会科学影响的认知框架外，更自觉地立足于人文科学解释方法去关切历史主体状态，构建一种“自内而外”的“文学—史”的解释路径。换言之，文学应立足于文学性而关注历史主体性，以此方式成为构造、调整与丰富历史理解的“文学—史”的内面。在此意义上，文学不仅仅是“人”学，更是历史中的“人—文”学。 那么，如何通过文学把握历史主体性的构造?如果置于五四解释的具体论域中，即如何通过文学把握鲁迅的历史主体性构造?在以往的反映论、表现论、象征论、存在论等理解之外，鲁迅的历史主体性仍有深入阐释的空间，这特别表现在对于1881年至1918年间的鲁迅研究中。本文称为“早期鲁迅”，李长之曾从精神史角度对鲁迅进行了六个时期划分，他将1881年至1917年称为鲁迅“成长和准备的时期”(9-10)，竹内好亦曾以《狂人日记》为界区分前期和后期(“鲁迅入门”39)，本文则立足于沟通清季与民初的历史意识，以及考察鲁迅文艺思想起源的构造意识，因此将下限包括进《狂人日记》写作年份。早期鲁迅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早期几篇古文的思想史与社会史阐释上，从文艺经验特别是美学意识视野进行的考察较少，更遑论及经由文艺、审美而深入历史构造的内面问题。 基于此，本文尝试讨论1881年至1918年早期鲁迅文艺思想的起源问题，以依次集中发表于1908年《河南》杂志第1号、第2-3号、第5号、第7号、第8号的《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五篇古文为考察中心，在整理其文艺观念的同时注重其问题意识与方法论，通过文本细读与对诸代表观点的反思性分析，立足于文艺经验与美学意识把握早期鲁迅作为“文学者”的内面构造，重点发掘以“感动”为核心的文艺认识论装置，同时辨析这一装置的历史起源及其思想意义，从而试图为鲁迅乃至五四文学的再理解提供一种真正从历史主体性出发同时内在于文艺经验与思想脉络的讨论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