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文艺的系列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我国文艺担当时代号角，以人民为中心、攀登文艺高峰的光辉指南。它的产生不仅有深厚的历史和理论的根源，也具有学理创新的丰富理论内涵，其历史影响和深远意义，必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越来越被人们所广泛认识。 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我国曾经创造了无数光辉灿烂的文艺珍品，其历史经验凝结于历代文论家的著作中，成为中华文化和人类文艺理论宝贵遗产的一部分。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化的结晶，它的创始人所奠定的文艺理论体系，就文艺本质、文艺创作、文艺功能、文艺生态、文艺发展、文艺批评所作的论述，不独涵盖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文艺实践的历史经验，而且把它建立在辩证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上，从而产生普遍的指导意义。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对西方文艺都十分熟悉，广泛阅读过古希腊神话、史诗和西方历代名家的文艺作品，对文学艺术具有广博的涵养，他们的文艺理论观点又因根基于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文艺多方面的本质与规律。中国共产党人自从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装，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于艰难曲折中开辟自己走向胜利的坦途。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肇始，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论”，李大钊、毛泽东提出“平民文学”，到1920年代革命文学兴起和19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浪涛澎湃，以鲁迅、郭沫若、瞿秋白、茅盾等为代表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家就文艺的诸多问题与当时的非马克思主义论者展开了多次影响广泛的论争。直至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总结了五四以来我国文艺实践、特别是革命文艺实践的经验和此前的论争，对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根本问题，涉及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现实、文艺与革命、文艺创作中的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思想性与艺术性、创作与批评、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人性与阶级性等问题都提出系统性的见解，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树立了首座光辉的里程碑，指引我国文艺工作者开辟了人民文艺的新时代。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又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发展文艺和学术的正确思想方针。但他后期的左倾主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因偏离社会和文艺的规律，给我国文艺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改革开放40年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都在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正确原则的同时，大力纠正以往的左倾错误，引导我国文艺沿着符合文艺规律的健康大道前进。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的重要讲话先后发表，更以其深刻总结我国文艺的新实践、新问题、新挑战，站在新时代的历史高度，为我国文艺走向高峰，提出系列的科学新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树立了又一座里程碑。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格局也出现新的变动。我国由于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从而迅速发展了生产力，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屹立于东方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国文艺也蒸蒸日上，获得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世界上的反社会主义势力，总力图通过各种途径和办法，阻扼我国的发展，妄图腐蚀和瓦解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意志和努力。在文艺战线上，由于这时期中外文化大规模的撞击，西方各种新的文艺思潮纷纷涌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艺术主张也冲击我国文坛。而市场经济唯利是图的属性在促进文艺繁荣的同时，也给文艺界带来粗制滥造、唯利媚俗等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的负面影响。文艺创作在涌现许多优秀作品的同时，也产生某些思想性艺术性低下的乃至腐蚀人们精神境界的作品。这种情况下，我国文艺在新时代如何坚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如何正确对待中外文艺的传统，如何坚持不懈地攀登思想和艺术的高峰，就不能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习近平关于文艺的论述正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既充分重视我国文艺的优秀传统，也重视外国文艺的长处，以鲜明的科学的观点，针对我国文艺发展的新实践，深刻地阐明和回答了上述系列重大的课题。 习近平关于文艺的论述内涵丰富，我体会至少论述了如下几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文艺与历史时代的关系。 习近平提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的命题，具有深厚的理论根据，是对文艺与时代关系的基于辩证唯物史观的重要论述，也是对我国当代文艺家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我国古代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这种“文随代变”的认识蕴含着朴素唯物论的反映论的主张。因为，文艺与历史时代的关系实际就是文艺与人类变动不居的现实生活的关系。所谓时代，指的总是一定时空人类社会的历史态势，包含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变化和特定时空的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的变化，以及人们相应的社会关系、思想和情感的变化。因而，每个时代的所有这些变化都会反映到文艺创作中。但人们如果停留在这个认识上，而无视文艺作为人类的社会意识形态不但反映人的社会存在，还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那就没有充分和全面地认识文艺的社会功能。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①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说的就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一个重要功能。后来在《费尔巴哈论纲》一文中，马克思又批评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指出被费尔巴哈忽略的人的能动性方面，反而在唯心论著作中有所论述。他说以往的哲学只是说明世界，而问题在于要改造世界。人类文明所以能发展到今天的高度，正得力于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毛泽东在延安便要求文艺工作者与人民和时代相结合，以自己的作品鼓舞和推动人民群众去改变自己的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正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不但强调文艺源于社会现实生活，更指明文艺还能够反作用于社会生活，具有指引和推动时代前进的本质功能。所以他十分重视文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作用，号召文艺要担当鼓舞和指引时代前进的号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