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错误思潮，是披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上的欲拒还迎的温情面纱，其实质是诱导中国发生颜色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它主要表现为以总结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为借口而将其“晚年”的跨度无限延展，否定毛泽东作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辉煌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指导地位，进而否定毛泽东领导的全部革命和建设历史。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主要表现为以反思历史的名义“重新评价”历史，否定世界近代以来一切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革命行动，这其中当然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实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变革的社会主义革命。近年来，在上述错误观点及其变种尚未得到彻底肃清的同时，一股新的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打着“历史解密”的幌子，明目张胆地质疑、矮化、诋毁革命领袖和革命英雄，同情、美化、抬高历史上早有定论的反动人物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跃然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如此肆无忌惮地颠倒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践踏中国人民对革命历史人物的思想感情，扰乱中国人民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正确认知，都是对新中国红色基因的销蚀和瓦解，这与当年苏联解体前“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①的情况十分相似。 对此，习近平在同出席2019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谈话时深情而坚定地讲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啊!上海石库门、南湖红船，诞生了中国共产党，14年抗战、历史性决战，才有了新中国。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②这里所说的“红色”无疑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赢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胜利，是新中国最亮丽的底色。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面对东西方两种文明剧烈碰撞以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力量正面交锋的严峻形势，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关于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③的重要指示，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巨浪中保持自身思想上的独立性和实践中的主体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对新中国红色基因的消解，“保证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红色江山代代相传”④。这就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党和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对我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从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诚如习近平所言：“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少坎坷，创造了多少奇迹，要让后代牢记，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路。”⑤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飞跃 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说成是“历史的悲剧”的观点源自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但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苏东发生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以来，在新中国自己的土地上泛起否定新中国历史的思潮，却不得不说是“历史的悲剧”。持这种观点的人闭口不谈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怎样符合我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不朽功勋，相反认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内的近代以来一切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波澜壮阔的革命行动构成了百年来的“疯狂与幼稚”，由此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这歪曲了历史发展逻辑和真实轨迹。在“告别革命”论者看来，新民主主义革命压倒了五四以来的思想启蒙，因而阻断了近代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对此，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对于长时期受到封建主义腐朽思想束缚和毒害的中国人民来说，只有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可以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而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在俄国取得历史性成就，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时代主流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革命道理不能对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作出丝毫贡献? 列宁曾经说过：“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在人民中间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⑥显然，在真正的革命者眼中，革命与启蒙并不是截然不相干的两件事。就我国而言，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始终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潮中，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的洗礼，逐渐冲破了陈旧落后观念的束缚，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中国人民失去的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诸的各种锁链，而获得的却是翻身做主人后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个人尊严，这些正是“告别革命”论者永远不可能从别处寻到的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条件。恩格斯曾经讲道：“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⑦不得不说，那种认为革命将因为“告别”而不曾发生或者不再发生的观点未免过于幼稚，至少距离严肃的历史科学研究相去甚远；而那种认为“告别”最少可以使某种具体形式的革命永远消失的观点，其见识其实与那种死守着某种具体形式的革命的教条主义者的水平别无二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