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9)06-0024-06 网络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生活之间联系紧密,因为把“虚拟”和“现实”联系在一起的“人”,是客观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是现实的投射,网络舆论则不过是对现实社会生活中有影响力的观点、言论的投射而已。当前,我国处在改革攻坚期、发展关键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种社会问题丛生。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大量社会问题通过网络聚集、传播和放大,滋生了网络负面情绪。所谓网络负面情绪,是指以网络牢骚、网络暴力、网络破坏等形式,通过网络平台、渠道抒发和宣泄的不良情绪,如焦虑、沮丧、悲伤、不满、怨恨等,往往表现出非理性、非主流、易感染性等特征。这些负面情绪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疏导,就会导致部分网民对主流价值观不满,从而削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向心力。 一、社会负面情绪与网络负面情绪的“亲缘”关系 我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不仅量大,而且涉及面广,牵涉人数众多,导致政府在应对社会问题时,不可能同时满足方方面面的利益要求。基于此,一些利益诉求暂时没有得到满足的群体可能对社会、政府产生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在网络上发酵、蔓延,对部分网民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冲击。 (一)网络的发展与寻找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相适应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建设、国家建设。但是,由于既定条件的限制,我国民众政治参与渠道和利益表达渠道不是很畅通。[1](p.141)尽管从制度安排上来说,民众可以通过投票、选举、结社、上访等方式向政府部门反映问题,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但是,在实践中这些利益表达渠道对于部分民众来讲,要么成本较高,要么存在形式化问题。例如,听证会一度被称为公民利益表达的新兴渠道。但在现实生活中,听证会被一些人讥讽为“逢听必涨”的游戏。制度化参与渠道不太畅通,部分民众必然寻找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而网络的发展正适应了这一需要。因此,各种社会问题通过网络舆情反映出来,甚至包括反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负面情绪也通过网络来宣泄。 (二)易接近性使网络在社会利益表达中扮演重要角色 当前,网络准入几乎是“零门槛”。网络使用的廉价性、在技术和知识上的弱限制性,导致几乎能够将适龄人口“一网打尽”,难以将任何人排斥在网络使用的范围之外。随着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的融合,利用手机上网成为一种时尚。这降低了基础设施落后地区群众使用网络的成本,极大地扩充了网民队伍。此外,网络使用所需要的知识水平不是很高。个人无需理解互联网的原理,也可以在互联网上“遨游”,甚至可以随时随地获取资讯。在很多时候,这些资讯还是免费的。网络的易接近性使其成为民众进行信息交流和利益表达的主要媒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网民,无论是高智商的专家学者还是普通学历的公司职员,都可以通过网络了解问题、反映问题,这些问题“涵盖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哲学、民生等方面的现实问题”。[2]在现实社会问题的影响下,网络的利益表达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其中不乏情绪化表达。网民的情绪化表达经常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当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并波及甚广,就会危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三)自发秩序使网络成为社会负面情绪的集散地 在一定程度上,特别在某些人心目中,网络是“自由女神的象征”,认为这里没有中心与边缘之分,没有权威与非权威之分,处处洋溢着“自由”“平等”的气息。有学者指出:“互联网成了一个绝对‘自由’的地方,一个彻底‘民主’的地方,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和方式说任何话,做任何事。”[3](p.16)网络的普及意味着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人人都可以当记者。每个人不仅可以在网络上接受信息,而且可以发送、传播信息,这就打破了“我说你听”的传统信息传播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已经发生的社会问题,想“捂盖子”已经非常困难。因此,网络上的“议题库”和负面情绪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样多,甚至在特定条件下更多。网络错误信息泛滥、网络谣言四起是网络言论自由的伴生物。在网络环境中,“错误的信息,只需按一下鼠标,就可以传给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百万人”。[4](p.56)不仅如此,由于从众效应,网络谣言往往得到滚雪球般传播,从而扩大了网络谣言的影响力。其中不乏抹黑党的领导、妖魔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分,客观上是存传播反马克思主义言论。 (四)网络的扩音器效应容易增强社会负面情绪的传染性 网络具有议程建构功能。许多社会问题如果不经过网络的渲染,也许不会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不会引起公众和政府的强烈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能够影响人们的所看所思。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在于网络拓展了人们交流、交往的范围,突破了时空对人们交往的限制。在网络论坛、新闻组、留言板、聊天室、微信群、QQ群中,人们可以打破地域性关系随时进行交流。人们交换意见(交谈)对象数量的剧增,也就意味着听众数量的剧增,这显然扩大了自身观点的影响力。在某种情况下,网络虚拟交流还会催生“面对面”的真实交流,即借助网络,人们开展线下交流。网络的扩音器功能还表现在网络交流除了“一对一”,更多的是“一对多”。以互联网为媒介的交流突破了声音的限制,极大地增加了同步交流的人数。网络可以传播正能量,也可以渲染社会负面情绪。当网络传播的是不良信息时,其扩音器效应就会造成“心理传染病”。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反社会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重要原因在于网络的扩音器在作祟。 二、网络负面情绪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构成挑战 网络负面情绪蕴含强烈的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少数网民会将社会问题引发的不满转向党和政府,进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抵触情绪,乃至加入解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凿船党”。①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