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开始，中国知识界重新向世界敞开大门，开启了一个走向世界、众声喧哗的新时代。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今天思考中国学术界现况的大背景。从思想史和知识社会学(或曰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的角度来审视本文的题目“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目的正是关注当下中国知识界面临的重大问题。“西方理论”广义上指的是近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进入中国的西方思想观念。本文取其狭义，特指四十年来进入中国的西方20世纪文艺理论，但需自我提醒的是，不可失去广义的思考。2018年初，我开始写“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运”系列文章，本文可以说是这个思考系列的一部分①。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巨大，其接受、变异、转换的过程，牵涉到中国的走向或命运。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自1949年以来始终是中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此外几乎所有现代化的理论，都是来自西方。回顾中国近40年来的人文社科发展轨迹，基本特征就是“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更早的戊戌变法、五四运动，无不循着这一“西方话语中国问题”的轨迹而行。所谓中国“强大的近现代本土传统”，其思维与话语范式实际上也都来源于西方。 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谈话语范式有一个明显的优势。人文学术的话语与范式，本身就是文论研究的对象。伽达默尔对于人文学术的范式有经典论述，其名著《真理与方法》(1960)②，讲的就是要通过历史溯源、文本解释、元批评等方法，来认识人文思想的范式，探索与找寻真相(真理)。自然科学以及贴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是很讲究范式的，尤其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③，提出“范式”(paradigm)转换是科学革命的关键。库恩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角度，颠覆了启蒙运动以降在西方占支配地位的黑格尔主义科学发现的线性、进步、发展的观念。伽达默尔与库恩对范式的论述几乎同步，展示了20世纪中叶西方思想界对学术和思想的新一波反思。文艺理论或“文艺学”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研究对象包括了各种文艺理论模式或范式，涉及哲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乃至人类学、史学等诸领域，具有跨学科特色④。但中国的文艺学研究主导范式是黑格尔式(泰半经由苏联改造的)抽象思辨，以论述理论概念为主，鲜有从思想史和知识谱系学的角度来研究理论的历史演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引进了大量西方理论，解读、阐释中国问题，十分热闹。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在理论创新方面乏善可陈。五花八门的西方理论，已在中国落地经年。现在我们是否应当问一问：在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上，中国是否推动了库恩意义上的结构性转换甚至革命性变革？在哪些方面出现了转换和变革？哪些方面变化很少，或基本没有变？这些变与不变，是何原因？本文拟针对中国文艺学的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的结构转型问题，提出一些思考。因题目涉及面很大，在有限篇幅内，难以深入，故以“漫谈”的形式，再议一下中国理论界现存的问题，即对西方理论选择性的误读和错位、重要问题的理论遮蔽和对话的缺失、理论话语与批评实践的鸿沟等。在之前的一些论文中，我对这些问题已经做了一些分析，本文择重点继续展开，以詹姆逊、阿尔都塞、巴赫金为例，探讨一下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境遇与范式的可能性。从与中国关联密切的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新的视角，即中国问题作为西方理论本身、内在的问题，来思考中国在西方理论中的意义，中国对这些西方理论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不休止地议论着中国对西方理论的接受问题。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我以为，这个新的视角或许有理论的范式意义。 一、理论的中国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理论进入中国的种种境遇，中国学术界近年来有很多讨论。国际学术界近来也有所关注与介入⑤。但讨论的重心，依然是西方理论与中国的差异区别，西方理论对中国的影响。我以为，需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开展讨论，即“批判理论的中国问题”(China Question of Critical Theory)，或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角度或许能让我们超越中西二元模式的思维定式，纠正一下多年来形成的习惯，把中国视为世界的中国(China of the world)，而不再用两分法来区别，强调世界与中国(world and China)的不同。长期以来，“世界与中国”这一习惯说法，框定了人们的表述和思考。其不言自明的前提就是，世界是世界，中国是中国。中国可以“走向世界”、中国可以“与世界接轨”，但中国依然是与世界不同的、特殊的存在。一个“与(and)”字，既划出了楚河汉界，又蕴含了一个平行、对等的关系，即中国是个与世界平行的存在。依此推论下去，中国就是个自成一体的世界。这种说法的确是很有中国特色，跟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不无关联。不过在汉语地区之外，我们很少听说“美国与世界”这样的说法，也没有听到“日本与世界”、“澳大利亚与世界”，或“阿根廷与世界”、“赞比亚与世界”一类的表述。在谈论国与国关系(美中)、地区关系(亚太关系)时，会提到相关具体的国家和地区。但总的前提，都是一体化的现代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是世界的一员，并无刻意强调某一个国家与世界的区别。因此，我们在表述与思考时，均应该用“的(of)”这个表示属性关系而不是“与(and)”平行关系的介词。所以，首先要强调，应该用“世界的中国(China of the world)”，来代替“世界与中国(world and China)”的说法。 说法(或话语)与思想的关系，正是文艺理论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中国，那中国自然是(世界)理论自身的问题。当然，现在我们所说的理论多半还是西方理论，来自欧美。这些理论虽然是以普世的角度和关注来讨论问题，但大部是基于西方(欧美)的经验。中国的确不是西方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不过我们可以从现代西方文论中涉及中国、跟中国经验特别相关的问题入手。20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理论轨迹，已经与世界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现代西方理论虽然总体上并未把中国置于核心，但却无法忽略中国或割裂中国。尤其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这一谱系，更是与中国理论、中国经验有密切关联。我们这里讨论的西方理论，特别是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一翼，也是在中国产生影响最大的理论。因此我认为，以西方批判理论涉及的中国问题为起点，可以开启“理论的中国问题”的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