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就是将文学按照历史的线索整理和排列出来，以显示文学的来龙去脉。它作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至少与两个系统有关：一是文学内部的形式系统，一是文学外部的社会文化系统。而将历史的视野扩展到广泛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去寻找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动因的社会批评方法，作为文学史模式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大、变化最烈的一种，在我国建国后的文学史舞台上一直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如今，社会批评更是与心理分析、文本批评、接受美学等并驾齐驱的一种文学史研究方法，这就构成了梳理与整合这一方法的特殊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任何批评方法都有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它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批评也同样如此。在它尚未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文学史模式之前，文艺学和美学领域就存在着相当丰富的文艺社会思想，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都有一些涉及到文艺社会关系的专门论述，对后世社会批评方法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在1725年发表的《新科学》一书中，把人类的发展划分为神的时代、人的时代二个阶段，根据希腊社会的发展阶段研究荷马的史诗及其作者，指出正是希腊社会的特点决定荷马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风格的不同，可谓是文学社会批评方法的滥觞。但《新科学》毕竟不是文艺理论专著，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的建立有赖于专门化的理论著作。 到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地位的急剧上升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与相互渗透的加强，拓宽了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使得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更加周密和深入。1800年，法国的斯达尔夫人推出其著名的论著《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她在序言中写道：“我的主旨在于考察宗教、风尚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宗教、风尚和法律的影响。”[①]很显然，她接受了维柯的启发，继承了狄德罗关于文学与社会风尚相互联系和孟德斯鸠将地理、气候作为决定性格乃至决定文艺性质的因素的观点，进一步阐明了文学作品中形象有着十分具体的时代社会内容，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首先运用社会批评方法系统论述西欧各国不同时代的社会条件对该时代文学的影响，标志着社会批评方法开始走向系统和成熟。 运用孔德实证主义哲学方法的圣伯甫和丹纳则进一步完善和发扬了社会批评方法。与斯达尔夫人的自然环境决定论不同，圣伯甫认为社会环境是形成文学运动的终极原因，他要在社会关系中寻找文学运动的终极原因，探讨有关文学家、文学史的种种确实的、实证的事实，认为研究作家，应弄清他所属的种族、国家、生活的时代、家庭、交游、所受的教育以及他的肉体和精神的特征等等，亦即要把文学研究作为人的“自然史”来研究，文学也就有了广泛的社会关联，从而奠定了社会批评方法的科学形态。丹纳则进一步发扬了社会批评方法，使其更加完善和系统。他在运用实证主义方法的同时还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认为研究文学与研究自然科学在方法上是类似的，应该用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借鉴自然界的规律来解释文艺现象，探索和研究文学发展的规律，并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决定于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的理论主张。 古典的社会批评方法历经维柯的“特定时代、特定方式”说、斯达尔夫人的“民族精神”说、丹纳的“种族、时代、环境”三动因说和圣伯甫的传记批评，终于发展并确立起一套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 进入20世纪，随着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而又相互制约的社会的发展和文艺自身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全球的广泛传播以及19世纪后期兴起的人类学说对文学历史起源的发生学研究的直接启示，社会批评方法呈现出多元竞荣的格局，出现了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文学史社会批评方法。其中包括侧重于社会学美学观点的理论，研究作品创作过程的理论，注重分析作品社会内涵的理论，研究文学消费的理论，分析文学社会环境的理论，庸俗社会学的理论，从经验论出发的理论，功能主义理论，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理论等等。所有这一切运用社会批评方法来建构文学史演变模式的理论首先都离不开一个逻辑上的假定，即文学源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并受到这一背景的制约，因此，文学的历史思考须“先把文学置于每个社会的功能框架之中，再把它置于那个社会各个不同的层次之中”[②]，亦即巴赫金所说的文学史所关心的是根源性的文学环境中文学作品的具体生命，以及根源性的意识形态环境中的文学环境，最后是无处不在的根源性的社会经济背景中的意识形态环境。因此，文学史家的工作应该是考察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史和社会经济史之间连贯的交互关系。在这种方法论原则指导下，不同的学者建构了不同的参照系来透视文学历史发展及其社会根源，区分文学的不同历史分期及其主导风格，并形成了经济形态型、政治形态型、社会文化形态型、社会功能范畴型等几大类型。 从社会的经济方面来分析文学的历史发展，根源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本世纪有不少学者都沿着这条思路考察文学史。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辑出版了一本旨在总结社会科学研究的巨著，法国著名文学社会学家雅克·莱纳尔德在其中写道：“从19世纪开始，马克思主义就给了文学方面的社会学研究一个很好的出发点。”[③]。“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广为传播，特别是20年代，在大多数国家都找到了信徒和追随者。”[④]普列汉诺夫最早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坚持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文学由社会的经济生活决定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艺思想，并进一步阐明，上述因果关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有一些媒介物在其中起作用，诸如政治、哲学、心理、道德、宗教等。卢卡契的阶级意识和物化理论，本雅明的对技术复制时代艺术的历史变化之分析，阿多尔诺关于经济生产力与艺术生产力关系的阐释及其对现代化文化工业的批判等均属于这一研究类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文学史社会批评方法。戈德曼早年受卢卡契影响创立了自称为“文学的辩证社会学”的学说，60年代，当结构主义风靡西方时，他为了赶时髦而改贴“发生学（或生成）结构主义”的标签。“发生学”主要指这种方法致力于通过研究文学作品的不同结构和其中体现的不同类型的世界观的功能作用，为一种特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提炼出一种意义。“结构主义”则指这一方法注重研究文艺作品的形式，也就是说要研究组成作品的所有结构的要素及其社会涵义。着重点在作品结构同社会结构以及特定社会集团的思想体系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上。戈德曼认为属于人文科学的思维和思辨是从社会内部产生的，并且构成这一社会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这些精神的东西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并可以改变社会生活。而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对个人或集体主体的回答，这种回答构成使既成形势向主体所希望的方向变化的意图。因此，任何行为任何人类的事实都具备一个有意义的特征，但这种特征并非总是明显的，研究者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使之明朗。这种从经济形态的变化上寻找原因确实能说明西方小说演变的某些根源，但他所说的文学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和经济结构有一种“同形关系”，作品结构与作家所属集团的精神结构之间有着“严格的对应”，显然是把复杂关系简单化了，忽视了其间所存在的种种中介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