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既是王国维先生于140年前诞生于浙江海宁的纪念日，偏巧也就是他于90年前自沉于北京昆明湖的忌日，所以这样的日子对于清华国学院的同仁来说，真可以说是悲喜交集乃至百感交集。我们虽然在会议的标题和邀请函中，出于忌讳而不愿写上后一种日子，可在私底下总会想，他怎么就突然中断了自己才华横溢的治学生涯呢，这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总还是属于暗中的伤情与隐痛。 对于王国维先生的自杀，历来都有诸多的解释或猜测，学者们也都就此各自写出了不无所见的文字，我在这里无意再去无聊地复述它们，并且我也基于此事的性质而认为，任何打算根据一清如水的因果律，来条分缕析地梳理这类事件的企图，都注定不会具备充足的说服力，这是因为，要是一种临终的心境仍存有这样的条理，人家也就不会选择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了。所以反过来说，在我看来情况很可能是刚好相反：当时正有一大堆让人困扰的事情都纠缠到了一起，使得静安先生不仅一下子郁结起来想不清楚了，而且他也索性就不打算再烦神想下去了。 可无论如何，要是从我本人所从事的美学专业来关注——而且王国维先生恰好也从事过这个专业——他以如此温文尔雅、沉默少言的性格，却竟做出了如此惊人而决绝的选择，就算其外在的成因都是可以成立而且不一而足的，只怕它们都还属于比较偶然的诱因。这样的诱因固不能说是并不重要，相反要是能哪怕只减去一个偶发的诱因，都还有可能替我们保住这位大学者，从而让早期的本院避免那场重大的损失。然而，这一应的偶发的外在诱因，却又只有通过一个关键性的内因，才能起到一锤定音的、无可挽回的作用，而这个内因只能是他对于生命的、经过了哲学性思考的态度。 这个内因正是王国维的“悲剧观念”。我们都知道，早在1904年即他28岁那年，王国维就沿着叔本华哲学的固定取向，对比了中国的乐天倾向和西方的悲剧精神，并且对此做出了态度决绝的优劣断定，而本来并未显得多么高明和重要的小说《红楼梦》，也正是在这种相形见绌的中西对比中，才突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甚至超越古代诗文的地位： 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著之一例也。《西厢记》之以惊梦终也，未成之作也，此书若成，吾乌知其不为《续西厢》之浅陋也……故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之中，所索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彼《南桃花扇》《红楼复梦》等，正代表吾国人乐天之精神者也。 《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① 似乎不无侥幸的是，正是借助于他所倚靠的、当时正在势头上的西学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有别于国人的独到眼光，年轻的王国维仅仅以这篇不过万余字的文章，就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同时成为了许多领域的开山——比如，正是《红楼梦评论》的出现标志着“新红学”的诞生，它以成篇论文的形式而有别于“旧红学”的零散点评，由此便开出了后来盛极一时的“红学”乃至“曹学”。再如，也正是《红楼梦评论》的出现标志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端，而此后这类在中西之间不无任意的平行对比，就开始变得不绝于耳甚至成了“口头禅”。又如，还是《红楼梦评论》的出现标志着“美学”在中国的舶来和落地，于是无论是在这篇文章中出现的“悲剧”概念，还是紧接着又在《人间词话》中出现的、脱自康德美学的“优美”“宏壮”概念，以及更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境界”概念、“隔与不隔”概念，都成了中国近代美学开口闭口不可或缺的法门。 也就是说，不光是“新红学”的应时建立，而且悲剧观念的引入、美学学科的引入，乃至于比较文学的引入，在现代中国都是由他这么信手一挥而促成的。由此让人兴叹的是，无论这篇《红楼梦评论》的具体得失如何，可我们今天即使写出了十倍、百倍篇幅的文字，哪怕还都是检讨他这篇文章之成败利钝的，也不可能产生如此重大的历史效应了。这就是王国维先生的历史地位之所在：他率先活跃在那个如此关键的纽结点上，遂使得我们在他身后的治学活动中，无论沿着哪一条路径向前迈进，走着走着就走到由他所标志的那块里程碑了。正因此，就算他的具体学术成果也还有可商之处——其实无论谁的学术成果也都还有可商之处——然则我们却又只能越过他、而不能绕过他，因为绕过了他也就意味着，我们自己干脆不打算去登堂入室了。 不过，所有这些成功都还只是表层上的。相对于今天讨论的话题，我们如果能够思忖得更深，又可以恍然大悟地进一步发现，原来他这篇不算太长的《红楼梦评论》，还不光是造成了上述三门现代学问的诞生，还更在现代中国造成了一种虽属暗中抱持的、却又普遍禀有的理解，那就是认定了凡是对人生达到了悲观判定的作家，就总要比对世界还保留乐观态度的作家更为深刻，也肯定要显得对他此身所属的社会更负责任。当然话又说回来，当我们发现在现代文学的官方名人堂中，所谓“鲁郭茅巴老曹”竟全都是写作广义悲剧的，或者至少他们的被认定为“成就最高”的作品，竟然全都属于广义的悲剧作品，我们也就不难看出这种理解的两面性了：有的时候，这样的接受心理的确会鼓励批判的内容，从而有可能增加社会进行自我更生的机运；但有的时候，一旦这种接受心理也形成了某种惯性或机制，就会形成不言而喻的教条、套路或禁锢，甚至提供了人们借此去讨巧或投机的终南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