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浦杲先生是日本当代著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鲁迅以及中国语学研究专家。他不幸于1990年病逝，过早地结束了他的学术生涯。相浦杲先生生前和去世后出版的《中国文学论考》、《求索——中国文学语言》等著作，先生和家属都曾馈赠给我，这里我要再一次表示感谢的；但是，由于语言的障碍，过去我尚不可能深入地了解先生的学术业绩。这次，先生于生前就编好的中文版的学术论文集《考证 比较 鉴赏——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集》，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终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我们对于相浦杲先生一生努力于中国文学研究精神的最好纪念，也是中日现代文学研究学术交流史上一个可喜的记录。 相浦杲先生对于中国人民，中国文化，对于鲁迅，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他很早就开始访问中国，多年来拜访了不少的中国著名作家和学者，在许多大学作过讲学和研究工作，交了不少中国朋友。 在这些真诚友好的交往中，不仅体现了一位日本学者的探求学术的执着和认真，坦诚与谦逊，更宝贵的是，这中间也包含了老一代日本学者身上对于所具有的那种深刻的民族的良知。他不忘记中日两国曾经有过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他坦然地要求所有清醒的日本人民和学者，以及其他的日本人，都应该承认日本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读相浦杲先生的这本新出的论著，看到他的许多论述中所表现的这种精神，是很令人感动的。 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通过日本文学来看》这篇论文里，从古典文学到现代，详细地论述了日本人民对于中国的亲近感是怎样形成的，同时也提出了在过去侵略战争中日本的民族责任问题，并专门用一个题目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时，他讲了一件小事情。这是在1952年，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访问中国的心理学家南博说：“在和平会议的席上，郭沫若先生把中日战争中中国所受到的人和物质的损失，一一具体地报告一下，我听着不知不觉之间低下了头。”先生讲完这件事之后，又说：“有很多日本人都在这个问题上感到很深的痛苦。他们认为，这不是对中国赔偿物质损失就可以算完事了的，这是一件有关民族的道义和责任的问题。我认为战争责任是日本民族的责任。日本民族要是推卸这个责任，从道义上说，日本民族就等于不存在了。”先生具体论述了这场战争中日本的三个方面的责任：侵略责任，非人性行为的责任，历史的责任，然后，很严肃地提出，“现在，我们面临着的问题就是：日本人的战争责任与对中国的亲近感还没有积极地结合起来发生有效的作用。我们要把这种亲近感与战争责任积极结合起来，发展成为更正确，更合乎历史前进的内容。”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发表于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的论文，那时先生是一个只有38岁的青年学者。时间过去三十多年了。中日两国的关系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两国人民和学者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了。但是，先生提出的日本民族对中国的亲近感与战争责任的反省积极结合起来的这个十分深刻的问题，仍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促进中日文化与学术交流的工作，先生在论文里对于《红岩》等中国小说在日本的出版发行达到那么空前的数目表示十分兴奋；先生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抱着极大的兴趣介绍中国新出现的当代反映农村社会变革的小说，从中观察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意识细微深刻的变化，为之感到欣喜；先生以极大的兴趣和很多的精力向日本人民介绍王蒙先生的小说《蝴蝶》，对于作品关于“意识流”方法的运用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开放带来的意义，对作者用全篇充满人道主义美的抒情笔调，完成对于荒谬的现象进行尖刻的讽刺和批判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先生叙述了中国作家的艰难经历，坦率地说，“我受这种生命力和坚韧不拔的作家思想而感叹并佩服。”先生的这些赞许，这些关注，这些热情，都与先生作为一个日本老一代有良知的学者的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真正的亲近感分不开的。相浦杲先生几十年的学术生涯说明，他从来不是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中国学研究者。八十年代以来，我认识像相浦杲先生这样的日本有良知的学者和朋友，是很多的。我对于他们在日本那样一个右翼势力占很强地位的复杂的社会里，长期地进行这种颇为艰辛的努力，表示由衷的敬意。 读相浦杲先生的这本论文集，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先生的研究眼光，研究方法，很开阔。很多论文，较早地打破就现代文学学科本身进行研究的格局，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得出了许多精湛的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些结论，往往是中国学者所不易做到的。如《鲁迅小说的一个侧面——谈〈药〉》，在论述鲁迅的小说与安特莱夫影响的关系的时候，具体考察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接受安特莱夫等作家的影响，与日本的二叶亭四迷等人对于安特莱夫的译介之间的关系；《从比较文学角度考察鲁迅的散文诗〈野草〉》、《鲁迅与厨川白村》等论文里，更为我们了解鲁迅的《野草》创作与日本的夏目漱石的《梦十夜》，与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多的新的材料。这一点，王瑶先生在本书的《序》里，已经谈得很清楚了。我这里想补充说明的是，相浦杲先生没有拘泥于比较文学的成规，把研究的眼光拓宽，运用这种比较的方法对于现代文学的不同作家或同一作家的作品进行研究，使这种研究方法成为一种开放式的作家作品比较研究。这样做的结果，减少了单个作家作品研究的孤立性，增强了对于文学现象理解的系统观念的连系性，使之得到更深刻和更准确的评价。如我们在论述五四文学革命的时候，常常习惯于对鲁迅、陈独秀、胡适作单个的论述。而相浦杲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鲁迅、胡适、陈独秀》这篇论文里，以“文学革命”初期三人不同的情况作为基点，并以传统、民族主义、外国文化、革命和改良、“新”和“旧”等作为轴线，加以比较分析，以探求一些问题的回答。比如得出结论说，鲁迅与胡适、陈独秀不同点之一，是他一方面保持民族主义，同时又重视人的精神，确立了自主性，反对无批判地接受西方文明。又如先生说，胡适、陈独秀是站在青年的前面为他们指示新道路的指导者，也就是说，他们是把自己置于“新”的位置的。鲁迅相反，倒宁愿将自己置于“旧”的位置。“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青年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以他这种“深沉的自觉”的态度，“去深切地探索中国的现实，从而明确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所以，我认为与鲁迅相比，胡适、陈独秀对于中国的现实观点一直都唯心论。”今天也许有人不一定完全赞同相浦杲先生的这些结论，但是我觉得，这种开放式的比较方法对于三个人的观察，是很有启示性和说服力的。另外两篇文章，《日记文学〈莎菲女士的日记〉与〈狂人日记〉〈腐蚀〉的异同》、《〈莎菲女士的日记〉与〈我在霞村的时候〉》，前者是关于三个不同作家的日记体小说的比较研究，后者是对于一个作家的两篇写女性形象的作品的比较研究，相浦杲先生都能在认真的比较中，得出一些新颖而扎实的结论来。其中如关于日记体文学，如实地出现主人公的自白这样的形式，大大地缩短了主人公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主人公的体验“能在读者的内面（内心）产生价值转换”，以引起更强烈的“冲击力”。这一论述的提出是日记体小说研究的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前一篇论文里，先生还比较了三个作品的主人公与作品原型之间的关系，人物身上移入作者感情的强烈程度，说明了《莎菲女士的日记》与其他两部作品的区别，并怎样显示了“丁玲文学的一种魅力”。后一篇论文，在对于丁玲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写成的作品人物性格与命运的比较中，更深入地展示了丁玲艺术创作的才华和艺术道路的进展。这种开放的广义的开放性比较方法的运用，显示了相浦杲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思路的开阔与探索的勇气。
